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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集体集集体　日新日新日日新——胡思得院士自述

本人在上海市核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上演讲

胡思得，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理论物理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二机部九院（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副院长、院长。1999年至今，任院高级科学顾问，院学位委员会主席。1987年任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先后参加或主持领导了多项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工作。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能源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十大杰出劳动模范。

1954年高考之后的一个夏日傍晚，我正在家门口一边乘凉、一边吃晚饭。老邮递员手里高举着一封信，冲着我喊“中了，中了！”我急忙接过信来，一看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其实，我报志愿的学校顺序是北大、复旦、南大，专业顺序是数学、物理学、化学。这3所大学都很有名气，录取到哪一所学校都一样幸运。只是专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报考数学系是受中学数学老师很大的影响。初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直到高一有一次测验，全班只有3个同学及格，我居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考了第一。偶然的胜利不仅获得老师的当堂表扬，而且将我的数学级别从第三组一下提升到第一组。在这种鼓励的刺激下，我学数学的兴趣和劲头日益猛增。我在完成老师作业之余，还做杂志、参考书上的题目，到高二时，我被选为数学课代表，到高三填报考志愿时，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放在第一位。但是高考的数学成绩不太好，几何题拉下了数学总分。但是物理总分不错，特别是最后一道题，许多同学都没有做出来，我肯定是做对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我被录取到物理学系。

进大学后，我很快就为能在物理学系学习而没去数学系而庆幸。物理课的生动和直观性，使我对它发生了浓厚兴趣。复旦的物理学系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基础课。我们大一的普通物理课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亲自讲授，他讲得很生动，有一次讲解转动惯量时，他用芭蕾舞的旋转动作来示范说明，此情此景，至今尚记忆犹新。第二个特点是非常重视实验。从大一起每两周就有半天的物理实验，带实验的唐璞山等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进实验室之前，每个同学必须做好充分的预习，准备好实验提纲，老师们会突击提问，以检查我们的准备情况。复旦物理学系的这两个特点，对我有非常重要、非常长远的影响，对我后来完成工作任务有很大的帮助。我在大学学的专业课，除原子核物理外，其他在工作中基本没有用上，但是基础课确实帮了大忙，使我比较快地理解了全新的专业。我从事的专业工作是理论设计和研究，但我对实验也很有兴趣，乐于参加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参与实验的设计和结果的分析。

学生生活，有苦也有乐，苦乐最明显地体现在考试前后。第一学期考普通物理，我们全年级公认的一位物理尖子最先去应考，结果只得了4分，消息传来，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忧心忡忡。当然，考试后拿到5分的高兴劲儿，也是令人难忘的。记得大二时，全年级100多位同学在相辉堂考统计物理，我只花了不多的时间就答完了考题，仔细检查了一遍，就鼓足勇气第一个交了卷。满怀着稳拿5分的喜悦，走出相辉堂，外面是纷纷扬扬的大雪，心中是心花怒放。

在大学期间，最不堪回首的事情是反“右”斗争。许多朝夕相处、才华横溢的同学一下子就被划成“右”派，变成了敌人，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50年后，我们重逢在母校，无限的遗憾和感慨，汇集成几个字：“多保重，向前看”。

我们的毕业分配再简单不过了。1958年夏天，全国处于大跃进的浪潮之中。有一天的晚上，大家带着白天劳动的疲劳，聚集在一个教室里，听候党总支领导宣布毕业分配的名单。我好像听到我被分配去“二机部”，至于“二机部”是什么单位，我们一点也不晓得。几天之后，我们就出发上北京报到去了。

在大学期间，对我最有影响的事情是临毕业前的一段经历。那时许多同学都去大炼钢铁。校系领导考虑到学校要筹建核物理系（后称物理二系），决定把毕业班理论物理专业的同学留在学校，筹建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设计实验。

我记得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设计不同的实验。我和蔡振华等同学是一个组，我们一起去拜访了卢鹤绂先生，请他指点指点，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实验为好。卢先生想了一想之后，推荐我们做记录宇宙射线粒子用的小气泡室。气泡室里放进酒精或乙醚等液体，然后在高压下加热至沸点，又立即降压，使它成为一种过饱和的液体，暂时还不会气化。但如果此时有宇宙射线粒子打进来，粒子所过之处受到扰动而气化，就会形成一个轨迹，根据这个轨迹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粒子了。卢先生说他也只知道这些，其余你们自己去调研，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创造条件。

在蔡祖泉老师的安排下，有一位年轻的师傅，帮我们吹了许多玻璃的气泡室，因为气泡室要承受高压，所以室壁要比较均匀，吹的难度就很高。

做实验时需要有降压、照相等一些关联的动作，本来这些动作的配合要求是非常精细的，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靠手动，几个同学在统一号令下，操纵开关。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一共照了几百张照片，基本上都是空白，但有一次照到一张有很漂亮直线的照片，还有一张比较模糊，似有似无的样子。这两张照片给大家带来不少快乐和鼓舞。

这件事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意义不是气泡室本身，而是敢于去闯的精神。卢先生鼓励我们独立思考，鼓励我们自己去闯，自己去调研、自己去摸索、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动手创造条件。这与以前在大学里习惯了的一套很不一样。过去都是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先把条件都给你安排好了，叫你依样画葫芦。

卢鹤绂先生教导我们敢闯，对我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工作之初，条件也很艰苦，设备非常简陋，但我们有很大的闯劲，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开展工作。我想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创新精神吧！

说到创新，我给年轻的复旦学子提一点希望。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国突破氢弹原理后，国家给了一个自然科学一等奖。大家把奖状和奖章送给领头人彭桓武先生时，他不肯收，他说：“突破氢弹原理是大家的功劳，把奖状留在研究所里，让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共享。”他随手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确是突破两弹的真实写照和宝贵经验，就是要发挥群众智慧，发扬创新精神。我联想起母校的名字出自“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正好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复旦的学子，能以复旦自勉，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创新，不断发挥集体的力量，定能使“日月光华”更加灿烂夺目。

母校诞辰100周年，我从母校毕业也快半个世纪了。如果说这一生我给国家作了一点点贡献的话，那是母校给我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哺育之恩，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