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1]

〔日〕乡田正万^[2]

我主要围绕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分三个阶段谈一下近现代的中日关系。我探讨中日关系的时间点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首先从19世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展了一些近代化运动，比如洋务运动。朝鲜也开展了一些近代化运动，但是中国与朝鲜的这些运动都遇到了一些失败，而日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前期取得近代化成功的日本，在后期却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就给今天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一些历史问题。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对立与协调的局面当中，除了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外，日本对华协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提供给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胡锦涛主席5月6日至10日访问日本并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胡主席指的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我想也应该将1916—1918年实施的西原借款计划包括进去，西原借款金额达到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那么1916—1918年中国处于怎样一个政治经济形势呢？一方面中国陷于内战，另一方面袁世凯想做皇帝，中国的局面比较混乱。当时的日本因为取得了近代化的成功，正在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基于此日本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同盟关系，并且也想在东亚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同盟关系，所以就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这笔借款。当时尽管日本取得了近代化的成功，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具备很强的实力，日本国内也没有很多的多余资金，所以日本当时投资中国的资金主要来自外国的借款。就在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同时，英国、法国、美国等也组成了借款团。尽管日本想通过西原借款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发展，但在四国借款团的压力下，日本最终并没有成功。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西原借款是日本支持中国发展经济的代表性例子，当然其他方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综上所述，通过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反映出来的是中日关系中对抗的一面。尤其是后来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在日本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在我看来，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另外，中国领导人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也多次提到，日本应该对历史问题进行反省。

第二个时间序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5年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段时期。目前学界有围绕从1945年开始算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两种看法，无论哪种算法，我认为这个时间序列都是始终存在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占领下。在此期间，日本是没有外交交涉权的。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处于内战的状态，所以在我看来，第二时间序列内中日关系的真正开展是从1950年开始的。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关系是怎样的呢？我想作一下介绍，也就是1950年到1972年的中日关系。这段时间内中日两国的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也就是以民间形式开展的贸易。其实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3月，日本就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国内需要的战略物资，这种提供受到了当时美国占领军司令部（GHQ）的认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50年前后，日本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当时参与贸易的主体是1945年前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日本兵，后来加入了八路军，1949年解放后留在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建议他们回日本继续为中日贸易做贡献，这批人就成为1950年代参与中日贸易的主要人员。1950—1953年发生的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国需要日本为其提供相关的军事服务，所以美国占领军（GHQ）就禁止日本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援助。新中国1949年刚刚成立，1950年就参加朝鲜战争，应该讲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十分紧迫的。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日本社会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回国的途中，日本代表经由北京，并与中国政府第一次缔结了日中经济友好条约。这个过程还是有很多细节的，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1955年中日双方又缔结了民间贸易协定，1957年在东京和大阪分别举办了中国产品交易会。同时，中国国内开始了整风运动，中国对外交政策采取了十分严格的控制措施，同时日本对待台湾的政策又使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是在1957年签订的，当时由于中日两国没有正式恢复邦交，两国只能通过通商活动建立非正式关系，比如可以允许在日本挂中国国旗，或者给予从事这些通商活动的人员一些特许和权利，虽然他们不是外交官。刚才提到在东京和大阪曾经举办过中国商品展销会，1957年在长崎也专门举办过一次中国邮票展。在这次邮票展上，两名日本右翼青年冲入会场将中国国旗扯下并撕破，这个事件被称为“长崎国旗事件”，它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随后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中日贸易。1960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中日两国间订立了“贸易三原则”，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间协定及其基础上的贸易活动；二是民间的贸易活动；三是日语中称作“特殊考虑”、“特殊照顾”的贸易活动，比如日本中餐馆进口中国蔬菜的小规模贸易活动。刚才讲到的主要是中国对日本的贸易，而当时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农机肥料等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产品。1962年11日，中日双方缔结了L－T贸易协定（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协定），在这个贸易协定的框架下，中日两国保持了频繁的贸易活动，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后发表两国关系正常化声明后，这个作为过渡措施的L－T贸易协定方才终止。也就是说，在1972年政府间的贸易活动正式开始前，民间贸易活动一直是中日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所以我认为，民间贸易关系是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家都知道妨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问题，我认为这是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这其中究竟有哪些障碍呢？当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的时候，日本一直和美国联手拥护台湾。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说，联合国应该更多地吸收发展中国家参与联合国的事务中来，当时阿尔巴尼亚等23个发展中国家就提出提案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在日本一系列外交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联合国核心主义。但由于当时联合国是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的联合国核心主义变成了美国核心主义。在当时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中日两国间有着一些摩擦。最近在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也存在一些分歧。围绕着历史问题，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存在较大分歧。新中国建立之后，以国家主席身份访日的有杨尚昆、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几位主席都就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发表了看法。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问了日本，2008年胡锦涛主席再次访问了日本。两位领导人都没有特别强调日本应就历史问题进行反省，而是主要强调中日双方如何面向未来建设中日新关系。

我认为中日关系最近的新动向预示着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应该不再局限于本国的视野，要关注周边国家，这样才能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的理由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中IT技术的推进就是显著的例子。IT的发展使得国界的概念变得很淡了，时间和距离大大压缩，比如从韩国的仁川到中国的青岛，可能只要50分钟就可以到了。从伦敦到巴黎、从法兰克福到日内瓦、从马来西亚到泰国等也是如此。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使亚洲国家间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愿望变得迫切。从经济单位的角度看，欧盟的成立以及欧元的出现，还有我们东盟正在规划中的亚洲货币。第三点就是随着冷战体制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如何形成共同价值观、协调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关系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比如为了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不单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而是将周边国家的利益考虑进去，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从而更大地提高本国福利。最近中国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各国的救援队赶往灾区开展援助活动，这就体现了近邻或者国家间互助的理念，中国有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通过加强与近邻间的合作关系，对于提高国家福利和安全而言都有很大助益。同学们是怎么认为的呢？另外一个是环境问题。大家都知道黄沙和沙尘暴，我2月份去北京时就遇到了沙尘暴。沙尘暴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还会影响到韩国与日本，所以要处理沙尘暴的问题，中国就必须与韩国与日本合作。还有一个问题是禽流感，禽流感发源于越南，已经扩展到了韩国。上面所举的问题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考虑邻国间关系、国家间合作关系的时代。我刚才讲到了互助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这个区域，问题要复杂一些。首先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日本与韩国相似，中国与朝鲜相似，它们之间相互的合作相对容易些。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政治体制上相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韩国、朝鲜都不大喜欢日本，这就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对日本来说，如何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从政治层面看，虽然日本和朝鲜目前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整个趋势还是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最近韩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提出建立两国战略性的协作关系，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提出了与日本建立战略性的互惠关系。在经济层面，中日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大家知道的“毒饺子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对中日贸易的影响怎样呢？日本大蒜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事件发生后进口数量减少了90%，洋葱减少了44%，大葱减少了40%。从中国进口的蔬菜量也比上年减少了42%，这就造成了日本国内蔬菜价格的高涨，然而，这说明中日两国国民生活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了。胡锦涛主席这次访问日本后，中日两国间的难题比如东海油气田的开发，也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是非洲粮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正在展开合作，促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有利的发展趋势是，日本现任福田康夫首相的父亲福田赳夫以前在访问东南亚时曾提出，要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心心相印”的交流。最近福田康夫首相提出了基于他父亲东南亚政策基础上的新的亚洲政策，其中包括加强青少年之间以及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在6月3日正式成立了亚洲经济环境研究中心，日本出资100亿日元。

此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将访问比作“暖春之旅”，说明两国关系正朝着好的趋势发展。除了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外，我认为要加强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关键是要培养出能够引领这一趋势的领导人。东亚一体化究竟何时能够实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从EC到EU，走过了60年时间。从未来东亚一体化的目标出发，我认为需要这样的领导人，一要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并为之奋斗，热爱国家；二要具有亚洲视野，关注邻国；三要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必须具备这三方面才能。我刚才所讲的，是想告诉大家，当中日两国尚未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通过民间的形式开展和推动的，而当国家间的贸易出现问题和难关的时候，就需要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协调。我在此强调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性，拿小泉、安倍、福田这三任日本领导人来说，福田就任首相之后，日中关系迅速好转，而在小泉和安倍任内，由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中，可见引领潮流的领导人的重要性。如何在大学中培养出有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发展的领导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讲，建立一个跨国界和国际化的研究机制和交流机制，也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