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研究

7．1．1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为全球通货膨胀的主要输出国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进口石油价格的上涨。油价的上涨确实加剧了通货膨胀，从1973年9月到1974年1月，沙特阿拉伯的官方油价从每桶2．59美元涨到了每桶11．65美元。石油价格被普遍认为是发达国家间通货膨胀传导的主要原因。

Sheehan和Kelley（1983）研究了进口石油价格与美国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果是高油价的确增加了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并认为欧派克石油组织成员国的禁运确实是构成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通过总体CPI指数与除去能源成本之外的CPI指数之间的比较，石油价格的上涨确实加剧了通货膨胀（见图7－1），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通货膨胀加剧的唯一原因。1979年，欧派克组织成员国的石油部长都纷纷斥责将世界性通货膨胀与高油价联系起来的观点，并反驳说欧派克提高油价是为了配合美国1974—1979年的高通货膨胀，因为欧派克的石油价格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表示的，因此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降低石油的实际价值，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也是针对世界的所有国家。Sheehan和Kelley（1983）也认为是美国批发价格上升导致石油价格攀升，他们的这一发现与欧派克组织成员国的意见刚好一致。他们的研究也说明了其实油价上涨是美国及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果，而不是因。

图7－1　美国总体CPI指数与除去能源成本之外的CPI指数走势图（1971—1985年）
资料来源：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萨缪尔森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美国政府希望消除商业周期的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府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他们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永久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时候采用经济刺激计划，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提高税率和利率。但是，在1966年，1969年和1974年，当美联储适时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迫于压力，美联储不得不过早结束了试图消除通货膨胀的努力。23%的货币供应增长造就了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而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了44%和78%，从而出现经济停滞伴随通货膨胀的“滞涨”现象^[1]（见图7－2）。

图7－2　美国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1971—2008年）

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通货膨胀传导背后的诱因除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那就是通过主要货币的贬值来实现。当本国货币相对其他国家贬值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相对于本国生产的商品价格将上涨，因此，进口产品作为消费者购买篮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价格的上涨将会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攀升。Sachs（1985）就认为美元的强势将减少进口商品的价格，但却会提高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国商品的价格。他认为随着美元行情的下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价格也会随之下跌，这样美国市场就可以重新吸收那些以前在美元强势时期成功推迟支付的高价商品。因为世界各国经济的高度依赖特性，通过这样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产生了高通货膨胀，那么它将会因进口价格的上升而使该国受损失。1976年国际社会达成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后，全球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几乎每次危机都伴随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美元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升值和贬值的循环，成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主要输出国，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1987年的股市暴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因。Sachs通过研究也认为美国是最大的通货膨胀输出国。

7．1．2　20世纪70年代东亚输入型通货膨胀

根据前文的分析，固定汇率制和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那么对东亚地区而言，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最具备条件的。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时期表现最为明显。由于欧派克组织限产提价的石油政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扬，全球范围内石油进口国的物价暴涨，其中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纯粹的非产油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较大。

Pyo和Yoo（1981）以韩国为例，研究了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结构上依赖于进口部门，而且没有足够的产能来满足需求上移，那么不管是该国的进口或出口都会依赖于一两个主要的贸易国，而这一两个主要贸易国将会是向该国输出通货膨胀的国家。他们的分析是基于Turnovsky and Kaspura（1974）的论断：即输入型通货膨胀会由于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而增加国内产出，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尤其是不适用于存在结构性瓶颈的国家。因此他们对1965—1975年的韩国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在此期间韩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因为此阶段韩国正处于工业化推行的初级阶段，由于本国国内资源的匮乏，韩国经济在结构上依赖于进口，而且其进口和出口严重依赖日本、美国等几个贸易伙伴国。在这些瓶颈因素的制约下，韩国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出现了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带动工资和利息的上涨，进而引起工业成本的增加，最终大幅影响国内物价的现象。另外，韩国为了推行其“出口导向”政策，采取“抑制内需，鼓励出口”的政策，结果导致了内需工业品供应不足，政府只得通过进口消费品以缓解供求矛盾。进口消费品与初级产品的增长导致的国际收支的逆差不断扩大，进而导致本币对外币的贬值，使得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尽管经济增速较快，但当时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其原因之一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

再以日本为例，同时期的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25%，而通货膨胀率却达到了两位数。从通货膨胀的成因看，与韩国无异。首先，石油价格的暴涨对日本物价的推动起着很大的作用，日本为非产油国，对石油产品的依赖为100%，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很快带动国内的物价上涨，1974年，日本国内进口物价上涨66．3%，受其影响CPI上升了24．5%。其次，日本强劲的贸易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以及当时的汇率体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自1965年以来，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从1970年的44亿美元猛升到1971年的154亿美元，一年增长了约4倍。因此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提高日元汇率，导致“尼克松冲击”^[2]。迫于压力，1971年年底，日本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日元的升值使得美国成功地转嫁了国内的危机与通货膨胀，日本被迫成为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输出的接受者。最后，日本国内的“列岛改造计划”对通货膨胀也带来上行压力。70年代初，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1972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到1985年期间保持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要在全国建设众多的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的大规模开发。在“列岛改造热”的氛围下，股市和地价飞涨。日经平均股指从1970年12月的平均1987点猛升至1973年1月的5256点，短短25个月上升了2．65倍；1971—1975年的5年间地价上涨1．93倍。由此可见，这一因素对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作用也不容忽视^[3]。

7．1．3　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输入型通货膨胀

拉美地区是受到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影响最为深重的地区，其程度远远超过东亚地区。20世纪70至80年代，阿根廷、巴西、秘鲁年通货膨胀率高达4位数，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甚至达到了5位数。究其根源，结构性因素和输入性因素难辞其咎，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使得物价水平不断走高。首先，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相当高。而且就出口结构而言，初级产品占了大半江山。进口结构中又以加工工业所需的中间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工业制成品、资本品为主。拉美地区出口的初级产品需求弹性较低，而进口的原材料等产品需求弹性较高，这就使贸易逆差的可能性增加。而贸易逆差又会对本币的下浮带来压力，再加上拉美各国都面临结构性的瓶颈，尽管汇率能够自由浮动，但进出口并不会因本币贬值而自动平衡，反而会刺激国内物价水平进一步上涨。因此，拉美国家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由进口商品直接涨价所引起的，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汇率贬值，且由于货币贬值频繁，其作用较进口品价格上涨要大得多^[4]。另外，拉美国家的价格管理部门是通货膨胀的主要传递者和放大器。该部门以成本^[5]加利润率来确定产品的价格。其中设定利润率保持不变，在进口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主直接通过提价向消费者转嫁成本上升的影响，而力量强大的工会则会用工资和物价指数化的措施来消除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这种指数化政策会使经济主体致力于分配性竞争，以维持或扩大自身原有利益份额，在这种分配性竞争的作用下，必然会导致经济主体竞相提价和相对价格的跳跃变动，从而使物价水平轮番上涨，逐渐形成惯性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