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村庄的农业灌溉

(一)湘南S村的轮番灌溉^[7]

S村是隶属湘南平和乡的一个行政村，主要由两个大自然村落组成:水落岱和老屋冲。水落岱是一个比较大的山窝，倚靠不同的山聚居的杨姓村落，近700人。老屋冲是一个大冲，住着700余个曾姓村民。村庄以种植水稻为主。

1．水利边界

村庄共同体一般由三种边界构成。自然边界是人们生活、交往的空间与基础;社会边界是一种身份认可，意味着人们可以依照身份享有村庄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文化边界是村庄社区能否创造共识与价值，并能使之得到遵守^[8]。在湘南，水利边界也是村落的边界。当人们共用一个水系时，人们对它怀揣共同的期待，不同宗族能在对水利的长期争夺与合作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用水规则，避免用水混乱，并有效排除搭便车者。

S村的杨姓宗族与曾姓宗族处在两个不同的山窝。从空间上讲，老屋冲与水落岱相隔五六里路，两大宗族的人难以合在一起，直至1957年，这两个村落不在同一个水系，各用自己水系的水灌溉，互不相干。

1957年，国家在S村附近修建一个水库以解决周边数个村落的农业用水问题。为了修建水库，政府把水落岱和老屋冲合并为S村，并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水库修建完工。自此，水库成为S村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由聚居于水落岱和老屋冲的杨姓、曾姓两大宗族共同管理，分配水源。

2．轮番灌溉

在S村历史上，宗族为水利灌溉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人们在水利上的合作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中，“轮番灌溉”是S村宗族水利合作传统的典范。

所谓轮番灌溉，即指当旱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普遍感受到水越来越稀缺时，便有人提议同一小水系下的田亩实行轮番灌溉。具体办法是，将一天24小时转换成1 440分钟，除以该水系下的田亩数，得出平均每分田的灌溉时间，然后乘上各家的田亩数就是各家一天内的灌溉时间。最先灌溉离水源最近的田，从早上六点开始轮，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最后一家灌溉完，再重新开始。一家到点后，排在后面的人家把水流拨向自家的水田，其他人亦如此。即使再干旱，人们也不会为给自家的田多灌溉而占用别人的灌溉时间。

轮番灌溉有几大好处。一是同一水系下的田亩受到均等对待;二是规避了灌溉纠纷;三是能有效地解决灌溉中的搭便车现象;四是能够加强同一水系下人们的团结与合作。正因为如此，在S村，同一水系下的人们除了在轮番灌溉中能进行良好合作外，在水稻种植、收割及家庭的其他事务上也容易合作。

轮番灌溉的实质是同一个水系下人们用水合作的达成。S村大水系(水库)下的每一个小水系所灌溉的水田面积都不大，涉及的只有几十户，属于小型合作。而且，每一个小水系都是独立的，这就排除了人们脱离该水系的可能性，使他必须在该水系内部同其他人合作方能灌溉。这是S村轮番灌溉之所以行得通的两个外部条件，即第一、合作规模较小;第二、自然约束，小水系边界清晰，有权用水的人家和规模都很清楚。当然，S村的轮番灌溉之所以能够达成，最重要的在于宗族伦理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S村，同一水系下的田亩属同一个宗族所有，因此，轮番灌溉是在宗族内部进行的。同时，轮番灌溉是S村的历史传统，不合作者将受到村落的惩处。一是道德舆论谴责。在灌溉中占便宜被认为是“缺德”的，是极其丢面子的事，没有人愿意因为灌溉而背上这样的恶名。二是直接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即所有不通过轮番灌溉而直接灌溉的田亩都会遭到村民的“挖界”，通过“挖界”既把已经灌溉的水掏空，又使搭便车者付出成本进行修复。“挖界”是一个水系下的人对搭便车者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实施而不担心遭报复。三是在其他事务上对搭便车者进行制裁。正是有这样的机制，轮番灌溉才能得以延续。

(二)荆门L村合作灌溉的瓦解^[9]

L村地处江汉平原与鄂西北山脉区域，隶属湖北省荆门市。湖北省最大的灌区——漳河水库灌区三干渠四分干穿村而过，是L村唯一的外来水源。人民公社时期及20世纪80年代，村庄水利设施完好，从漳河水库放水，可自流灌溉全村农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放水成本高，纠纷多，村民难以从漳河水库买水灌溉，而村里的自有水源十分有限，水利设施毁损严重，农业灌溉困难重重。

1．2006年以来农民混乱的抗旱

2006年，荆门市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干旱。在L村，抗旱表现得极其混乱。

年初，一组存在两个合作用水单位，即村北的11户和村南的8户各为一个单位，另外还有4个单干户。村南的8户在春季积攒了两个当家大堰的水量，使他们顺利地插上了秧。问题出现在7月底，两个大堰行将见底，8户开会达成共识:堰塘里少量的剩水于灌溉已是杯水车薪，只能保人畜饮水，不准再抽水灌田。开完会的当天晚上，村民光华即用两个潜水泵将塘里的水抽到自己的田里，其邻居立清早上起来发现堰塘里的水没了，光华正忙着收拾水泵，立清不禁勃然大怒，将光华痛打一顿;光华随即将8户公用的两块电表、一台水泵、一些电线砸毁，其他7户群起攻之，光华因此住院两天。数日后，村干部出面调解，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打人的7户赔偿光华的医药费，光华赔偿砸坏的电力设施;二是将8户再分成两个用水单位，由5户共用较大的堰塘，其余3户共用较小的堰塘。

一组北段的11户遭遇了最严重的干旱，他们取水的滚水坝早已见底，农户又没有打机井，完全断水。2005年，村里利用5万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他们打的一口大机井本可保证这一片农田的灌溉，但这个机井建成后即废掉了。村民为此数次到县里、镇里上访，怀疑有人从中得了好处，导致了劣质工程。事实上，打这口机井时，正是这几户村民处处刁难外来的施工队，并且在机井建成试抽时，偷走了抽水电缆，导致机井报废。因为刚打成的机井需要连续抽水两天，将井底的淤泥抽空，但试抽不到一个晚上便因电缆被偷停止了，等来年开春抽水时，泥沙早已将井底的水泵淤死，井也就报废了。2006年7月中旬，这11户终于等来了搞水的机会，因为下游的村组开始从漳河水库放水，他们采取明偷暗抢的手段，没花一分钱就灌满了他们的拦水坝。

二组西的22户则表现得较为平静，他们依靠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5万多元资金建的一口机井，基本保障了灌溉。机井和配水由组里的一个残疾人负责，虽然有村民提到存在放“人情水”的现象，但多数人认为这个人还算负责任，又是残疾人，不必太计较。

二组东和八组是一个用水单位，由八组的功华承包灌溉用水。6月初，两组公用的两个大堰就已见底，村民已付给功华全年水费的八成，水已用完，盼不到老天下雨，功华又不愿拿钱向漳河水库买水，眼见田里的稻秧越来越枯黄，功华想单方面放弃承包。他分别召集二组东和八组的村民开会商议，希望村民提高水费标准，以便筹足向漳河水库买水的款项，这种提议立马遭到村民的强烈反对。村民认为，虽是大旱之年，但到目前为止灌溉支出并不多，不可能没钱买水。到7月中旬，仍不见下雨，功华决定彻底放弃承包。更要紧的是，他在拖欠数千元的抽水电费后，要求电管站将两个组的电停了。这使功华更加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村民的生活用电是农户按自家的电表直接向电管站缴纳的，但是生活用电和灌溉用电是同一条线路，如果送电，村民会在电表之外搭线抽水，而电表之外的电费由功华缴纳，功华不承包，抽水电费就无人负担，电管站理所当然要断电。

功华单方毁约后，村干部深知二、八组今后的灌溉更难组织，局面会更糟，多次找功华做工作，希望他将这一年承包到底。7月20日，漳河水库开始开闸放水，功华可以买到水，便把承包的事又应承下来，电也送上了。7月21日，功华买了3 000元的水量。二、八组为这次放水的第一站(更上游的村没有买水，只等着偷下游村的水)，两个组的男劳力在渠上坚守了两天两夜才将水放回来。这次守水很成功，没让别人偷到水，但由于水渠渗漏严重，3 000元的水量打了一半的折扣，难解燃眉之急。

7月22日，轮到下游的村组放水时，二组东和八组的村民竭力到渠上偷水。主渠横穿二、八组，下游的村组清楚守水的难度，他们请求镇政府和派出所支援。22日下午，八组的几个村民偷水时，与下游的村民产生了摩擦，警察赶过来调解，又与警察推搡起来。为控制局面，警察掏出手铐抓人，八组的男村民见势不妙四处逃窜，警察要追时，却被几个妇女团团围住。这几个妇女是功华兄弟的媳妇和邻居，在与警察推搡一阵子后，妇女们抓住警察“赖”上了，说是警察打了她们。警察说要带她们去医院检查治伤，功华的一个弟媳坐上警车去了镇里，被警察直接关进了派出所。第二天，警察让功华弟媳回家，功华弟媳不依不饶，拦住警车讨说法，又被警察带到县里的拘留所，拘留了10天。

7月24日，又轮到功华放水，他买了1 000元的水量。就在功华刚接水不久，水流便断了，水被上游的村民完全截断。功华媳妇气不过，当即在家将农药泼在身上，假装喝农药自杀，村支书和治保主任闻讯赶来将功华媳妇送到镇卫生院。功华媳妇被送到卫生院后却说自己没喝农药，坚持不让医生洗胃。功华媳妇的假自杀彻底折服了村民，说她是“要钱不要命了”，村里、镇里的干部也向功华保证以后放水一定给予照顾。

三组的用水情况除一户单干外，其他农户一起用水用电，灌溉用电按每户的田亩面积分摊，组里的几个大堰是公共水源，谁有能力抽到水谁用，不再有共同的灌溉行动。三组没有组长，村干部也管不了。三组的这种用水状况已四五年了，是本村最涣散的一个组。这个组的农户都打有机井，有的农户甚至打了两口井，挖了蓄水堰塘，还备有大量抽水设备，近两年每户在水利上的投资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三组的灌溉虽是单干，但因为电费是公摊，让一些不愿出抽水电费的农户影响了所有农户的用电。

随着旱情的发展，农户之间对电力的消耗与自身的耕地面积越来越不平衡。有的农户有一口甚至两口机井在日夜不停地抽水;有三户没有机井，地表水早已用完，有水泵也不能用;还有两户在外打工没时间回来抽水，又没有机井，用电很少。用电较少的农户觉得按耕地面积分摊电费太吃亏，要求少摊电费，其他农户认为除按田亩平摊外无法把电费分摊下去，争执各方无法妥协，部分农户因此拒绝缴纳抽水电费。到7月中旬，三组欠缴抽水电费达7 000元以上，电管站便在7月21日将三组的电停了，并要求农户交齐电费，最好是每户都装上抽水电表，以免今后再扯皮。

7月25日上午，包组的村副主任到三组开会，却没有几个村民到场，会议只好改到晚上，副主任和村支书主持会议。会议刚开始，一些男女村民便言辞激烈地骂起来，指责有些村民只想占便宜不交电费，害得大家都用不上电。会议持续了十多分钟，村民们便在一片骂声中愤然离去。自停电以来，一些村民便着手为散伙做准备，部分村民很快花400元买回电表装上，有的村民将原来集体抽水用的电网改道，引到自己的田块。十多天后，每家农户都装上了抽水电表，电又送上了。2006年底，村民将组里的几个公共堰塘分割到农户。

四组的灌溉水源来自本组的3个大堰，堰塘的蓄水能力限制了四组实行灌溉承包，所以四组一直坚持集体用水。2006年初，四组按每亩水田收了20元的抽水电费。在第一次准备买水前，小组连开了5次会，讨论如何把水买回来，因为守水的难度太大，四组的男劳力尤其是青壮年男劳力太少，没有力量和偷水抢水的人抗衡。2005年守水时，本组村民海某在守水时被上游村的人打伤，引发了村民群体上访，但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海某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村民对此耿耿于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买水后，按每亩30元收水电费，村民一致响应，上午9点开完会，12点便把钱收齐。四组村民将本组出去在镇里当干部的王某请回来帮忙守水。王某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但他在村里和镇里当了多年干部，和本村在村里和镇里的四个“混混”关系不错，王某出面请“混混”帮忙。有“混混”巡渠，上游的村民不敢偷水。四组这次买了9 000元的水，得到了5 000元的水量，村民很满足。

四组的水放回来了，但还不够用，恰好下了一阵小雨，可以挺过两三天，组长和大家商量决定，三天之后大家才可以从塘里抽水。第一天没人抽水，第二天就有人耐不住了，开始到塘里抽水，并引起村民对水的哄抢，上百个水泵集中在两个塘里抽水，仅一天，塘里的水就差不多消耗完了。

五组的灌溉相对平静。2005年，政府拨款在村里打的三口大机井有一口分配给了五组。这口机井从3月10日至7月28日日夜不停地抽水。同时，漳河水库开闸放水之后，五组搭在下游A村一起买了5 000元水，基本上保证了灌溉用水。

六组遭受了本村最严重的旱灾，不仅水稻大幅减产，仅水电费开支也达到了惊人的150元/亩。2006年初，六组实行了灌溉承包，但到7月上旬，存水就消耗完了，承包人见势不妙马上毁约，退还了农户缴纳的多余的水电费。因为有洼地将六组与漳河水库的主渠隔开，六组不能从漳河水库买水。六组的水源完全依赖本组西边小河的滚水坝。滚水坝干涸之后，六组陷入恐慌，不断有人打市长热线，打县政府的电话，希望得到上面的关注。后来，六组的电也被停了，原因是有的农户有机井可以抽水，有的农户正在耗电打机井，还有农户将抽水的公用电接到家里烧饭，农户之间出现了用电不均，有村民就向村妇女主任兼本组组长胡某反映，胡某通知电工停电。停电之后，村民的情绪更大，农田灌溉进一步落空。

七组的灌溉承包在6月10日即刚插完秧就毁约了。承包人毁约的理由是:水费难收，有的农户要求用往年的结余水费和村里的债权抵承包费;用水浪费，无法控制;村干部不作为，当初口头承诺的电网改造没兑现。承包人毁约后，从6月10日一直到稻收，七组停电时间竟达三个月。期间，七组开了四次会，开一次吵一次，每次都没有结果。有半数农户打了机井，但没电抽水。他们想方设法偷周边村组的水电，引发了与周边村组的许多矛盾。先后有四批次人员到县里、镇里上访，结果是给他们送了两次电，每次送一个晚上，以便于村民抽取饮用水。七组的损失亦相当严重:10%的田块绝收，有村民干脆在秧田里放牛;40%的田块严重减产。

2．旱灾之后

地处江汉平原的荆门市是全国五十个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这一成就的取得不仅因为江汉平原土地肥沃、水资源丰沛，而且因为荆门市域建立起了以漳河水库为枢纽、众多大中型水库、泵站为骨干的水利系统。但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由于缺乏日常维护，这一水利系统渐趋瓦解，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国家退出农民的生产环节，在禁止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后，乡村组织既无力组织农田水利建设，也无力组织农户灌溉，农业灌溉开始分化。经历了2006年的严重旱灾后，L村的合作灌溉彻底解体。2007年和2008年风调雨顺，农业灌溉没有成为问题。2009年又是一个大旱年，全村没有从漳河水库买水，在对村庄内部的水资源争夺中，村庄的农业灌溉进一步走向分裂。

一组、五组保持了2006年的用水格局。一组的单干户转包了自己的承包地，外出打工去了。三组完成了向彻底的单家独户的农田水利转型，集体的堰塘有的被分割出几口小堰塘分给各农户，有的堰塘被某个农户强行占用;每个农户都打了机井，挖了堰塘，装了抽水专用电表。四组在2008年后，集体灌溉解体。六组在2006年冬将集体的堰塘卖给了堰塘周边有耕地的农户后，村民觉得不妥，小组又收回了堰塘，维持原有的用水模式。2009年，小组除保留最大的三个堰塘留作公用之外，再次将组里的其他堰塘作价卖给了农户，所得钱款全组农户按承包面积分配。七组在2006年冬将本组一口65亩的当家大堰卖给了组里的“混混”杨某。2007年，杨某大幅提高水价，村民纷纷打井、挖堰，表示“干死也不买他的水”。2009年，杨某在大堰里养了5 000只鸭子。七组形成了和三组一样的用水局面。

二组东和八组2007年仍由功华承包灌溉，但八组大部分农户陆续打了机井，二组东的农户更是家家投入“巨资”打井、挖堰。2007年底，这两个组的一条主要抽水专用电网被盗。2008年初，二组东与八组水利分家，除保留两个大堰公用外，其他的堰塘都分割到农户。

2010年，L村再次遭遇大旱，村民的抗旱大战犹如2006年。虽然经过几年的小型水利建设，各家各户已具备一定的抗旱能力，避免了大幅减产，但原先的大中型水利系统彻底瓦解，农田水利的公共性彻底消失，农业灌溉成为纯粹的家庭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