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相关者研究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的参与意愿分析

对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生产经营特征与农户自身情况两方面，多采用回归分析模型和概率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特征上的因素主要包括:商品化率、生产规模、生产专业化程度等方面。产品商品化程度越高，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强烈［郭红东、钱崔红，2004(3);蒋文华等人，2004;陈敏等人，2010］;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其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反而越强烈(姜太碧、朱文，2009);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越高［郭红东、钱崔红，2004(3);王克亚等人，2009］;从事养殖业的比从事种植业的更愿意加入合作社(王克亚等人，2009;张美珍等人，2010)。

农户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其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主要涉及的因素是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研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越了解，其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强烈(郭红东、陈敏，2010;张美珍，2010);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越强烈(郭红东、蒋文华，2004;张东平等人，2007;卢向虎等人，2008);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高，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不强烈(姜太碧、朱文，2009)。而农户的年龄和性别对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的影响并不统一，或是认为其没有显著影响，或者得到的结论刚好对立。

应该看到对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的分析，由于采用的样本、选取的变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一些人的研究在结论中有着彼此冲突之处。如郭红东和陈敏(2010)调查中发现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越强，因为规模大的生产自身就享受到规模生产的优势。郭红东等人(2010)认为农户的文化程度对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卢向虎等人(2008)基于对169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认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剧烈，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意愿越强烈。还有研究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郭红东、蒋文华，2004)。郭红东和陈敏(2010)、张娜和王晶晶(2010)认为政府的支持对于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具有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对于退出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尚显不足。孙亚范(2010)尝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发挥的作用和社员获得的收益与实惠是影响社员退出的最主要因素，民主参与程度和人际信任因素对社员退出也具有重要影响，农村专业大户和年龄越大的社员越倾向于不退出合作社。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因素看，政府的政策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一环。郭红东和蒋文华(2004)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政府的支持对于促进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结论。孔祥智和张小林等人(2005)通过对陕、宁、川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认为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缺乏应有的制度和法律环境。良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需要政府去构建，民众自发参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需要政府进行宣传扶持的。赵国杰和郭春丽(2009)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生命周期(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化期)中，政府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但要始终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政府除了起到监督作用，还必须为农业合作社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但是，政府所营造的外部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阻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再加之内部发展的不完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黄祖辉、徐旭初(2005)总结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发生和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民分化、合作社企业家匮乏、政府顾虑、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独特、相关法律制度缺失、与其他组织的潜在矛盾等。孙亚范(2008)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面临的不完善外部环境，和农民素质、合作能力不适应所形成的双重制约，作为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制度变异和利益机制不健全的根本原因。

现实中政府在处理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很多学者认为政府没有健全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配套的制度。赵佳荣(2007)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绩效不理想，宏观制度环境层面的制约是首要因素，表现在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宏观经济教育制度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等方面。任大鹏与郭海霞(2008)认为当前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应转变到完善合作社立法、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上来。

第二，很多学者关注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资金的使用上。夏英(2009)认为一些地方的政府对合作社监管工作不完善，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扶持资金和优惠政策被假合作社套取与使用。这种问题并没有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得到有效解决，因为法律中并没有对扶持合作社的专项资金的管理进行规定。张晓山(2004)认为专项资金反映的是根深蒂固的老问题，即政出多门和部门利益。

第三，部分学者认为很多合作社的组成与建立是政府为了完成行政指标，故而缺乏长效的管理运作机制。张晓山(2004)发现政府的扶持多为下指标、定任务，追求数量和形式。郭红东和蒋文华(2004)提出政府在制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时，应该综合考虑各地的经济状况和具体条件，尊重农民的愿望和选择，决不能强求一律。苑鹏(2009)回顾了国际合作运动的发展历程中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合作社关系的演变，认为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点是为其独立、自主发展建立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不是使用行政手段发动运动，下指标。

第四，还有学者认为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官办”色彩，导致了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合作社的主人翁地位。傅晨(2004)认为在现阶段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基层政府或者相关部门“领办”，故而这些政府部门在事实上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人，导致农民在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虚置。孔祥智、周琳琅(2006)也认为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对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李昆和傅新红(2005)认为行政行为渗透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机制时，“退出权”充分而“决策权”空缺，导致不稳定的“制度均衡”的出现，且大多以财务联结松散、正规度低的非实体性协会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