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的货币理论视频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市场经济具有它本身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命题，从维护和发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则出发，着重从宏观上分析理性预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对于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故有时也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1]。这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货币学派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货币学派的延伸，因此该学派又被称为“新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第二代”或“激进的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1943—　）、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约1938—　）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一批学者自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向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挑战，试图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此外，他们还对政策的时间性一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44—　）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　）、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　）、罗伯特·金（Robert King，1951—　）、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1948—　）等。目前，这批学者以其与众不同的周期理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检验技术，活跃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界。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70年代。理性预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John Muth，1930—　）提出的，他指出：“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测叫‘理性’预期。”^[2]按照他的观点，除非发生反常的扰动，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依据当时所取得的信息，能够对有关变量的未来变动作出正确的预测。也就是说，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是一致的。

当然，这一假定并不是说，每个人对某一经济变量根据当前信息而形成的主观预期都会与未来的实际数值会完全一致，而只是说，尽管每个人的预期有误差，但是每个人的误差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平均来说，一般的预期与未来的实际数值必将相等，而实现这一联系的机制就是形成预期时所取得的信息。同时，这一假定也并不排除在现实经济中存在不确定因素，而这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的预期偏离其预期变动的实际数值。但是，它强调人们一旦发现有偏离，就会立即作出正确的反应，把预期很快调整到与实际变量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人们在预测未来时绝不会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失误。

穆斯的理性预期假定，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微观经济方面的蛛网理论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说明，蛛网理论完全是以非理性的预期假定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者的预期是合理的，那么商品市场必将更快地趋向它的均衡点。穆斯的这一假定在当时也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但是，这一假定由于当时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微观经济而提出来的，加上20世纪60年代正是凯恩斯主义风行的时代，世界经济还处在相对稳定时期，所以并没有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一个前提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二战后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滞胀”的局面时没有产生神效，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为短期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争论不休，理性预期的分析被许多人认为能够解决双方争论的难题，也能为解决“滞胀”的困境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

最先是卢卡斯1972年发表的《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3]，把穆斯的预期假说与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得出结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他试图以此证明，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模型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更能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随后，萨金特、华莱士等人又把理性预期假定与货币学派“自然失业率”假定结合起来，进一步试图证明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不能用于制定和评价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是无效的。这不仅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也是对货币主义的修正。如前所述，货币主义承认总需求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他们只对凯恩斯主义者关于需求管理的长期影响的论点表示怀疑）；可是，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却断定，即使在短期内，总需求政策变化也不可能影响产量和就业。

这种看来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为什么居然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除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一套精美的数学模型以外，还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人们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现实，而不得不去关注政策的变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效果，特别是需要对未来有所预测，以便不断采取应变的对策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从而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一些人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比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似乎更能合乎公众的需要。因此，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以致他们的理论和政策被看作是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次“理性预期革命”。

理论假设

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是三个假说，即理性预期假说、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和总供给假说。

理性预期假说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作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有理性的。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期。第二，为了作出正确的预期，经济主体在作出预期时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其中包括对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系统了解和有关的资料与数据。第三，经济主体在预期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他们会随时随地根据得到的信息来修正预期值。当预期值高于正确值时，他会降低预期值，从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

理性预期假说与正统的货币主义所使用的适应性预期假说不同。适应性预期假设经济当事人把对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例如通货膨胀）仅仅建立在该变量过去值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回顾式”预期，而理性预期是一种“前瞻式”预期。

再看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是指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都有充分的弹性，可以根据供需的变化作出迅速的调整，一旦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价格就会下降，需求就会扩大，从而产品市场的供求最终会达到平衡，劳动市场上出现供给过剩，即出现失业时，工资会下降，工资下降使厂商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劳动市场达到供求平衡。一种产品的市场出清称为局部均衡，经济中全部产品和劳务市场同时处于出清状态，称为一般均衡。

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是构成新古典分析基础的关键假说，也是最有争议的假说，因为它隐含着价格可以自由地迅速调整以出清市场。此假说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模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调整缓慢，市场可能不会出清，经济可能处于一种持续的非均衡状态。而货币主义假设，价格会调整以出清市场，但在短期内经济可能是非均衡的，而在长期，经济将自动回到自然产出率和就业率，即回到宏观经济均衡状态。

最后看总供给的假说。这里要区分两个有关总供给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认为，在任何时期，工人必须确定时间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分配。假设工人对正常工资有一主观标准，如果目前实际工资在正常实际工资之上，工人就会有激励多工作。这种用目前闲暇替代未来闲暇或相反的替代行为的反应被称为跨期替代。

第二个观点是，假设厂商知道自己产品的目前价格，而对整个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了解在时间上滞后，当厂商自己产品的目前市场价格提高时，它必须确定这种价格变化是否反映需求实际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如果是，厂商应该（理性地）通过增加自己的产量以对自己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别的商品的价格的上升作出反应。如果不是，而仅仅只是所有市场价格名义上的提高，那就不需要在供给上作出反应。就是说，它们必须区分相对价格变化与绝对价格变化。

当自己产品的实际价格水平高于预期值时，如果厂商错误地把这种价格的普遍上升当成它们自己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就会导致经济中就业和产出上升到它的自然率水平以上。

理性预期与货币中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货币看成是中性的。他们给货币中性下的定义是：总产量和就业水平同包括系统地对经济周期发展作出反应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活动无关。系统的货币活动，仅仅影响诸如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名义变量。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货币政策作为克服经济周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当经济衰退时，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可以使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同时，货币供给增加形成的物价上涨又降低了工人实际工资，从而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这些都会使生产和就业水平上升。这样，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就不是中性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所谓的货币非中性是由于人们有“货币幻觉”。如果经济当事人是以理性预期进行经济活动的，就能克服“货币幻觉”。例如，当经济不景气从而人们预期政府要增加货币供给时，就会事先提出提高名义利率和名义工资的要求，以对付通货膨胀。于是，投资、生产和就业就都不会受货币扰动的影响，因而货币政策就会无效。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如果说理性预期与货币中性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企图否定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话，那么，“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矛头则是指向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包含有减税和发行公债的重要内容。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都会提高总需求，但会带来赤字。赤字可用发行公债来弥补。公债把政府公共开支的负担推迟到了将来，但有刺激当前需求的作用，比用当前就增税来筹集公共开支经费的办法似乎好得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运用理性预期假说，复兴了大卫·李嘉图曾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提出了公债效果也是中性的观点，这就是所谓“巴罗—李嘉图定价”定理。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用债券或税收筹资的效果是一样的，即等价的，原因是政府的债券将来总要偿还，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应付政府增加用以还债的税收。这样，人们可支配的财富和征税的情况一样。李嘉图自己并不认为上述推测在现实中行得通，但巴罗认为，按理性预期行动的人恰恰是如此做的。因此，对于政府支出的筹资，税收和公债两种办法的效果一样。1974年，他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表述了这一看法。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使人们不会永远活着，一些人在政府发行的债券到清偿时已经死去，从而还债任务不会落到他们头上，也不会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因为人们会关心后代，感知即使自己死了，纳税负担仍会落到后代身上。为了不让下一代面临更严重的纳税负担，就会更多储蓄一些以留更多遗产给后代。

这一“等价”定理的政策含义很清楚：如果人人认识到公债发行只是把纳税负担推迟而已，那么，政府收入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所抵消，消费不会因公债而扩张。因此，政府用发行公债和减税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无效。

理性预期与自然失业率

按照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变动货币和政府收支的政策不会影响实际经济变量。他们不但否定凯恩斯主义者按菲利普斯曲线所订菜单来调节经济的主张，还否认弗里德曼关于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说法，认为失业作为一种实际经济变量是由诸如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生产技术条件、经济技术结构等实际因素决定的，而与货币数量及货币数量决定的价格水平无关。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认为失业与通胀存在交替关系，是因为假定工人是根据前期的物价水平来确定自己工资要求的。如果政府提高了物价水平，但工人还不清楚因而并没有提出新的工资要求，而厂商则以为自己的产品价格上升是产品需求增加，同时由于物价上升事实上降低了实际工资，于是就乐意增加生产，增雇工人。这样，就产生了一条向右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尽管在短期内会造成对失业的替代（因为工人来不及调整对物价变动的预期），但过了一段时期，迟早会感到自己利益受损，从而要求提高工资，使实际工资恢复到通胀前水平。于是厂商就会把生产和就业回归到原来水平。这就是说，失业和通胀的交替在短期内会存在，但长期内不可能存在。在长期内，失业率总是在自然率水平上。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上述弗里德曼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关系的分析，仍属于适应性预期分析，而在理性预期分析中，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并不特别有用。真正要区别的是预期到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如果人们具有完全的信息，能对经济变动作出理性预期，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失业率总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上。这是因为，在理性预期情况下，如果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想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的话，那么，人们一定会事先就作出相应的行动决策。例如，在通货膨胀即将发生时，人们就会事先提出提高名义利率和货币工资的要求，以免自己利益受损。这样，增加货币所导致的通胀就不会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通胀不会使失业率下降，失业率始终会停留在自然率水平上。

经济周期理论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产出和就业是波动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如何得到解释呢？这里出现了两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一是货币周期理论，二是实际周期理论。

货币周期理论由卢卡斯提出，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货币量和价格水平的不完全信息，造成了一般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水平的混淆，进而形成了就业和产出的波动。

具体来说，在短期内，如果政府超出经济当事人的意料而增加货币供给并造成一般价格水平上升，拥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和工人误把这种价格水平的上升当作是相对价格的上升，即以为是市场对他们产品和劳务需求的真实增加，因而就增加劳动和产品供给，使经济上升到自然率水平以上。可见，经济的这种对自然率的偏离是经济当事人预期误差的结果。这时，货币呈现出非中性。

然而，这种偏离不可能持久。一旦经济当事人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预期错误时，就会立即加以纠正，产出和就业就会回到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

卢卡斯上述货币周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曾产生一定影响，但自80年代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总量不稳定性的解释已集中于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82）等提出。这种理论认为，现实经济中经常受到一些实际冲击，如战争、人口数量变化、技术创新等，其中技术冲击具有持续的影响，从而是经济波动之源。这种技术冲击通常发生在某一部门内，但个别部门的技术变化能够传导到整个经济中去。例如，如果机械行业出现了机器人，而后，其他能从这项技术中获益的行业诸如仪器制造企业、汽车生产企业等，将向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订货，从而对机器人的需求增长，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会增加工人，就业量和实际工资都能增加。生产和使用机器人的企业的工人的工资增加后，一部分用于消费，就带动了其他部门需求增加，引起生产扩张，从而部门的技术冲击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波动。

政策无效性和卢卡斯批判

如上所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根据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即使在短期内，失业率总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上，被人们预期到的货币冲击不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影响，只会影响物价水平，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意外冲击才会影响短期真实产量。因此，政府想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用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无效的。如果政府当局希望持久提高产量并降低失业，就应当采用微观经济激励的政策，包括减少工会权力、增加对工作的激励（如降低所得税率、降低失业和社会保障津贴等）、鼓励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如用较多资金援助迁移）、鼓励劳动力在职业间流动（如举办更多的政府培训）等。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众所周知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抨击了使用大规模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的一贯做法，因为这种计量模型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当政策变化时，模型的参数保持不变。卢卡斯认为，面对政策的变化，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参数不可能保持不变，因为经济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通过理性预期，当事人将迅速对公布的政策变化作出反应，此即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政策怎么变，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都会根据政策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其结果对自己最为有利。因此，政府应该尽量不使用经济政策去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但是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要政府完全不介入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在使用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信誉”，也就是让政策保持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