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社会各界围绕进口消费品关税有很多讨论。一方认为，高关税使得国际品牌的高档消费品在中国内地售价偏贵甚至很贵，促使大量消费者出境购买，国内消费力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另一方认为，调低关税不但会减少国家财税收入，而流到海外的消费力却不一定回流，还会冲击国内制造同类商品及其生产企业。各有各的道理。
那么，目前我国高档消费品的消费情况如何呢？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5400万人次，旅游花费480亿美元，人次支出约5800元人民币，是国内旅游人次支出的11倍；以购物支出占旅游总支出50％计算，出境购物的花费达到240亿美元。又据2010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当年境外代购的规模达到120亿元，代购商品以化妆品之类“相对低价值的高档消费品”居多。而世界奢侈品协会的统计称，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累计高达72亿美元。
高档消费品消费在我国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密不可分，出境游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统计显示，中国高档消费品消费人群已占总人口的13％以上，且正在继续上升。如何把这股消费力转化为内需？我以为，应该考虑适时适度下调“相对低价值的高档消费品”的关税。
一、高档消费品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高档消费品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忙于解决温饱问题，超出这个范围的生活用品都被归入高档消费品，对其高额征税。现在，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了，当时的不少高档消费品早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因此相关目录就要做动态调整——哪些还属于高档消费品？哪些已不属此列？要有新的界定。还属于高档消费品甚至奢侈品的，税率可以维持不变或少变，否则就该调低。比如那些相对低价值的进口照相摄像设备、手表、化妆品、奶粉等，这样才能避免人们出境抢购，有效留住消费力。坚持税率维持不变或者要求下降所有高档消费品的税率，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意见其实都主张“一刀切”，都有失偏颇。
再说，适当配置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许多人，并不属于富裕人群。实际上，人们的消费行为有很多因素驱动，经济条件只是其中一项，还包括爱好、虚荣、炫富、送礼等。在我国，独生子女群体已踏入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消费特征，推动着高档消费品的消费，而一些家庭即使不很富裕，也会适当满足孩子的消费愿望，这是特有的国情。调查显示，我国高档消费品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5～40岁，40岁以上不到总数的30％，这与西方发达国家40～70岁的中老年人才是高档消费品乃至奢侈品消费主力有明显不同。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经验来看我国的消费状况，而要有细致深入的调研。
二、“比价效应”与非理性消费行为
出境旅游快速发展，为国人增添了高档消费品、奢侈品的购买渠道。按照2011年初实施的《进境物品税调整方案》，电器、手表等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在10％～30％之间，烟、酒、化妆品更高达50％。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消费品，在境内的市场价格要比中国香港、美国与法国分别高出45％、51％和72％。强烈的“比价效应”，促使前往境外旅游的人们即使原先没有购买计划，也会产生“不能放弃机会”的心理——现在去境外旅游的人有多少是不带一两件高档消费品回来的？
不必讳言，不少国人目前有较强的攀比心理和虚荣心，在购买高档消费品时一味地跟风、炫富，也确实存在某些人即使没有足够能力，仍对高档消费品趋之若鹜的情况。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不值得提倡，但要改变这种行为需要社会各方面协同努力，简单地依靠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在如今的开放环境下，不但不会打消他们的购买念头，反而会促使他们绕道而行，境内卖得贵就让出境旅游的同事、朋友到境外买，或者通过网络代购。
降低高档消费品进口关税对国内同类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会造成影响，但也可能倒逼国内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目前中国人消费的高档消费品还以国外品牌为主，但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内市场，我国企业正努力赶上。据报道，全球奢侈品的60％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这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生产高档产品的能力，只是还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处于为人代工的阶段。虽然拥有高档消费品品牌，拥有先进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尚需磨炼，有待时日，但相信在竞争中会有中国本土企业脱颖而出。更重要的事实是，想依靠高额进口关税来“抵御”国外高档消费品，在目前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已很难做到，并不能保护国内企业。
（原文刊于《文汇时评》，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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