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性社会结构及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性

本研究已通过实地资料分析探讨了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和反组织过程,初步阐明了红山旅游地文化的生产是一个由多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充满着合作与矛盾的社会过程,也即揭示了支持性社会结构及旅游地文化生产内在的矛盾性。

首先,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包括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公司、导游、佛教组织、景区内的投资合作方和旅游局等行动者.在景区的实际运行中,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方式参与其中,并且相互之间发生着纵横交错的交往关系.具体来看,景区是在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下开始筹建的,建设的过程充满着政府和佛教界的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红山佛教文化的生产及其在佛教界合法地位的获得.佛教组织在实际行动中与政府和公司相互配合,并且会考虑到旅游者的参与和旅游收益的获得,这就使得红山的佛教文化生产相当程度上偏离了纯正的宗教文化,走向了以佛教文化为线索,夹杂着旅游文化色彩和商业性气息的道路.景区内主要景点的文化生产活动由于其赞助者和支持者的商业属性以及其阅听人的需求和期待,使得它们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宗教文化、商业逻辑和旅游文化相互杂糅的综合性特征.作为旅游职能部门的旅游局对景区的发展进行行业上的扶持和管理,对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影响相对比较间接.红山景区所实行的公司化运作方式搭建起了各个参与方的总体利益格局和互动边界,代表着景区整体的红山公司、景区内部的各投资经营方、地方政府和旅游职能部门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实现着各种交往活动和利益联系,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影响和制约红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框架.导游作为一个较为特别的行动者,有着自己的行业处境和利益诉求,不仅部分地承担着旅游者文化生产的功能,同时也影响着旅游者这一旅游地文化阅听人对红山旅游地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总之,不同行动者在互动联系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和矛盾,但是整体而言,他们的行动基本上都被纳入了政府和公司吸引游客、发展旅游的总体思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和行动框架之中。

其次,对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而言,它主要存在于景区的周边并发挥着作用,它是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相比较而存在的,这个过程支持和推动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另外一部分内容.这个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连接和运转的倾向性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有很大不同,参与这个过程的行动者包括政府、开发公司、村领导和普通村民,他们有着各自的目标和动机,并在实际行动中结成各种形式的相互关系,其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这个反组织过程起始于景区的开发和征地事件,以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利益纠纷为核心缘由,以现实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为线索和表现,其运转的倾向性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有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和逆反.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试图把这个过程也纳入美化景区形象、吸引游客和获得收益的旅游发展框架内,但是,这个过程内存在的结构性力量总是导致各种现实问题的出现,具体表现为景区周边的小商小贩、拉客、宰客等,这些事件让政府和开发公司感到头痛,也让游客感到反感,构成了红山旅游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组织过程一方面与景区周边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相联系.随着反组织过程的推进,红山公司、红山村普通村民和村领导之间的关系结构不断地发生着调整.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权力、金钱和社会资源的不均衡,普通村民是最为弱势的一方.村领导由于在征地和村民工作等方面的特殊作用而使他们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也因此有了自己的收益空间和权力发挥的自由余地.他们的角色在反组织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他们是村民的代表,行使村庄的公共职能,同时他们也逐渐被开发公司所拉拢,成为他们与村民协调和沟通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村民的弱势地位得到强化.村民们对村领导虽有期待,但是由于他们的利益截取行为和向公司利益体系的靠拢,村民们对他们的怨言也日益增多.在长期的抗争过程中,村民们逐渐地觉醒,开始采取一些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试图增加在与公司讨价还价中的分量和地位,同时限制村领导的权力所带给自己的权益侵害.另一方面,这个反组织过程也与村民的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村民中逐渐生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生发于村民之中,对村民的生活有着重要和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政府和公司的敌对和仇视、长期抗争中形成的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以及他们对现实的消极应对等方面.综合来看,反组织过程对旅游地文化的生产与对贫困文化的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就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紧密地纠结在一起.站在旅游者、政府和公司的立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旅游地文化外显的那一面,而对贫困文化那一面关注较少,对后者体会深刻并受此深入影响的是普通村民,并且贫困问题构成了他们对旅游地文化生产进行参与行动的部分原因。

综上所述,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和反组织过程整合起来,全面地揭示了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的实际运作框架.具体如图4-1和表4-1所示:

图4-1　“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之整体运行框架

表4-1　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与反组织过程的简要比较

续表

(注:此表为笔者自己整理)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与反组织过程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者既有差异同时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彼此关联同时又有相当程度的背离.本研究把两者分别进行探讨的目的是在两者比较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揭示旅游开发和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本质内涵.把两个组织过程整合起来,便构成了完整的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过程,也就是本研究旨在探讨的“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的实际运行.由此可知,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内部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充满着合作与矛盾等各种复杂关系,是一个包括两个相互关联同时又相互背离的子结构的综合体,这就相应地使得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旅游地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具体来讲,一方面,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被政府和开发公司所主导,在实际运行中倾向于吸引游客和投资以及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利润回报,它不断建构和生产的那部分旅游地文化存在于景区之内,具体表现为整洁规范的景区设施和环境、较为浓厚的商业气息以及弥散在整个景区内的文化氛围等,这部分旅游地文化从不同的层面影响着旅游者的实际体验和旅游行为,同时,后者也不断地反作用于前者,使得景区的旅游地文化建设在各种利益关系、行业管理和组织协调、宗教文化合法性获得等各种力量的驱动下不断地进行.另一方面,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倾向于阻扰景区扩大建设、丑化景区的外部环境和形象以及增加旅游地开发的成本,它不断建构和生产着旅游地文化的另外一部分内容,具体表现为景区周边的拉客、宰客、乱搭乱建、小商小贩、卖香队伍等,这些从物质设施、行为表现以及价值观念等层面展现了旅游地文化中不被政府、开发公司乃至游客喜欢的一面,这些内容尽管表现没有景区内的旅游地文化那么显著,但是却构成景区整体旅游地文化的重要方面,它从不同的层面影响着旅游者的实际体验及旅游行为,更确切地说,是扰乱着游客的旅游活动,增加了旅游开发的成本和负向效应,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和开发公司总是试图去控制和消减这个反组织过程及其生产的旅游地文化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这部分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政府和开发公司总是难以如愿.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分旅游地文化在各种利益关系冲撞、村民的贫困问题以及村民的反抗等各种力量作用下不断被建构和生产出来。

因此,由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内部并非整齐划一的,而是包含着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在相当程度上背离和逆反的子结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就导致旅游地文化在实际的建构和生产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层次上的区分,同时,也表现出导向性和实际内容上的差异乃至相悖,这就使得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和认知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尽管政府和开发公司基于吸引游客和发展旅游的立场出发试图把游客与旅游地文化中较“负面和消极”的那部分相隔离,但是,由于那部分旅游地文化的不断产生及呈现,政府和开发公司的目标总是难以如愿.总的来看,旅游地文化生产的这种矛盾状态正如文化生产理论所言的那样,“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试图控制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以及文化是如何被传播的、由谁来传播的”^[1].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存在和作用,“文化生产的既定秩序整体(这种秩序处在不断地组织过程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有着功能性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独立于任何个体、组织或阶层对于秩序的控制能力ƻƻ不同的个体、组织或阶层从既定秩序中机会不均等地得到某些利益”^[2].红山的旅游地文化生产恰恰体现了这种不均衡性和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