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文化体验的社会建构及相关研究

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实质是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因此,本研究结合旅游体验的文献对旅游地文化体验的社会建构及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美国人托马斯ű戴维逊在«旅游真是产业吗?»一文中提出:“旅游是一种经历或过程,不是一种产品——这种经历又是相当悬殊的.”^[30]1976年,著名的旅游社会学家麦克坎内尔(MacCannell)将“真实性”引入旅游体验研究中,他把“真实性”作为区分游客不同体验的主要因素.获得真实的旅游体验被看作是旅游者旅游的根本目标.^[31]德国学者Poon于1994年提出了“新旅游”概念,她认为“新旅游”是未来的旅游,“新旅游”的特征是灵活性、细分化和更加真实的旅游体验.她指出,“新旅游”就是体验旅游,体验旅游与大众旅游的最大不同在于体验旅游关注的焦点是旅游者的需求,旅游开发、设计以及为游客提供的服务都是倾听旅游者的需求.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者较之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者更具主动性,更愿意暂时离开自己的群体而参与到其他群体中,以获得不同的体验.^[32]

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进行体验的物质基础是旅游吸引物.马凌(2009)通过对西方关于旅游吸引物的文献梳理发现,旅游吸引物是一个系统,它往往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而旅游吸引物之所以成为吸引物,不仅因为它具有某种特殊的客观属性,同时还因为它具有人为建构的符号属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意义和价值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过程.这一过程随着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跟本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旅游吸引物的意义转移过程包含了双重匹配过程,第一重匹配是旅游吸引物与社会的价值和理想类型的匹配过程;第二重匹配是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者类型的匹配.因此,旅游吸引物不仅是一种独立的、静态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吸引物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发展与旅游之间的关系的变化.^[33]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事实”,已经成为研究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本真性问题的探究也日益成为旅游社会学家研究旅游与现代性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34]本真性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皮尔斯和莫斯卡多认为,对本真性的认识和体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他们提出了9种旅游体验中的本真性,反映了旅游者“本真性”体验与旅游地场景、当地居民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用旅游场景中“前台—后台”的区分来理解旅游中的真实体验是不恰当甚至是无关的.举例来说,旅游者在“前台”(比如针对游客的表演)中遇到“前台的人”(比如表演者)所体验到的真实程度可能与“后台”(当地居民的家)遇到“后台的人”(当地居民)是一致的.不同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知识、旅游经历和期望,旅游者是否满意其旅游经历不仅取决于旅游地的环境,同时还取决于游客对旅游地环境的认知以及个体游客对本真性的不同需要.^[35]

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不仅产生于他在旅游地的实地感受,同时也起源于他在到旅游地之前所具有的对旅游地的印象,也即旅游者心目中的旅游地形象以及由此印象所产生的对旅游体验的预期,确切地讲,旅游体验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后果.因此,对旅游体验的关注无法回避旅游地的形象问题.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下,旅游地的形象问题同样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之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意志.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地.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由营销人员包装,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旅游的供需双方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旅游地形象就是为迎合那些西方游客的审美和消费偏好而预设的地方神话,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