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听说群众“很现实”，往往是在说村民很“会算计”。对于这一现象，传统经济学是用“经济理性”来表示的，是指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经济理性是研究解释经济现象、探讨揭示经济本质、解决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
在后续更多实证性的研究中，这一观点正被越来越多修正和补充。比如：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其实是“有七情六欲”的，而不是“绝对理性”的。信息经济学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即人要做出“理性”的判断，需要充分的信息，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时候不能掌握完全的信息。社会经济学则认为市场竞争中“理性”的弱势群体的形成及其转换有赖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供给。
这些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来试图揭示和解释实际经济生活中人的决策与行为，为我们乡村建设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1．村民一定是有经济“理性”的。
即我们通常说的群众是“现实的”，有了看得到的、抓得住的好处，才肯付出行动。反过来说，如果“好处”只是停在嘴上和文件上，村民是不易付出行动的。综合起来就是“做或者不做”，村民自有自己的考虑和判断，而这样的考虑和判断放在特定的条件下来看（从村民既有的、熟悉的经济社会结构来看），往往又是合理的。所以，越是贴近民众实际生活的决策，所谓“专家”、协作者越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2．村民的“理性”是不完全的。
从群众既有生活结构之外来看，受诸多条件限制的村民是不可能对资产的价格、价值及其未来走势作出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并采取适当的行为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的。而只能以“有限”的信息作出可以获取“有限”利益（甚至是亏损性的）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要跳出既有的生活结构，开拓新的收入和生活，负责任的协作者就要尽量在信息提供、政策宣传、市场介绍、主体引入等方面做工作。搭信息桥、资金桥、政策桥、技术桥、制度桥等等。
3．村民的“理性”行为还要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商鞅）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信息的不充分和人情的濡染使得村民的经济行为还要受到邻里间社会关系的影响。面子、人情、攀比、盲从等如影随形。认识到这一点，协作者要善于团结、发挥和依靠乡贤、能人等群体的带动和示范，赢造氛围，形成合力，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桐梓县中关村的一位大爷在编竹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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