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从小事做起

运会长做五山有困难的阴影在我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没办法我只好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五山。她说近日要回重庆给80岁的老母亲过生日,现在她很忙,请邓仪(曾在乡村做过“潮海模式”,并有一些影响)来做农村技能培训,5月份是顾不了五山了。我听了心里一凉,对五山也多了份犹豫!

在中国做事有一个特点,就是:“没钱事好做,有钱人难做。”现在我是人难做,事更难做。

宋庆华对我说,你不要在意别人,运会长做的是环境教育,你做的是乡村生态系统修复,是艺术,是社会学中的人与社会关系,这些她和一般的NGO根本做不了,你放心做你的就是了。我想想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人随着铁轨在向前行驶,心却远离了。

我看着车外的风景,心想,没有运会长我怎么做?这时如果能下车我真想回北京做我的职业画家,还可以回老家做我的校长,也可以回单位做我的科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火车在不停地往前开,我很难受,这是为了谁啊?真不想去了,可火车根本不管我是怎么想的,继续向前飞奔。

在去襄樊的K49次列车上,叶榄用诗歌为我送行:

笔写自然憾,画传生态魂。

山村蕴大道,襄阳通乾坤。

几时见孔明?汉水无故人。

筑修五山坛,还我襄阳城!

第二天我回送了叶榄一首:

天地之间一首歌，风云雷鸣炕上客。

我邀日月杯对杯，三千六百不醉君。

堰河有茶又有歌,玉皇回路迷途中。

青山绿水隆中对,温酒百日待君归。

我的好朋友兼老师,上海师范大学陶康华——著名的生态专家送我诗一首:

茅庐在安吉,羽扇何处觅。

试问结义人,何方树大旗!

这些让我把一切不愉快又慢慢地遗忘了。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执着的人,其实不是。我很清楚,五山项目我们没有一分钱项目资金。绿十字刚刚在民政局注册,才成立总是要做事的。

很多人说我在地球村能做成,是因为有廖晓义。如果没有地球村和北京的资源我也不可能做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应该说没有地球村我根本不会来做环保、做公益事业,说心里话还真应该谢谢廖晓义和宋庆华这两位大姐。此时此刻我对廖晓义开始由埋怨转为感谢。

五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我想证明我还能再做一个远比地球村还有现实意义的“地球村”,这就是我的心思。我想也是光玥和每一个绿十字人的心思,虽然没有带一分钱来做五山的项目,可五山人接受了绿十字的理念，接受这个理念就值100万!

绿十字不仅不带钱下去,五山还支付了绿十字项目费用。光玥说得好,我们是对弱势群体扶贫,我们同时也是对政府的观念进行扶贫。政府不是弱势,我们与政府合作做事，对方应该给绿十字费用。

五山镇政府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正处在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政府发不了工资,余书记就让全镇干部放假两个月卖茶,留下一两个人值班。他本人也拎着茶叶来到北京马连道,人家说他的茶叶不值钱,可他却也不想贱卖。此刻他明白,传统的茶叶发展与经销之路越来越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正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焦点,拆乡并镇、农村深化配套改革、取消三提五统(“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正因为处在“三农”问题的转折期,上访闹事的人也不少。五山自身的干部分流也矛盾重重,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要回家种田,让许多乡镇干部难以接受。余宝军和梁河桥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接受了绿十字的理念,他们说因为现在很难看到农村未来的希望,绿十字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光明。

这一路上还有贺敬老师的同行。他是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今年有60多了,长得道骨仙风,曾作为马鞍山市人民公堂的一级美术师,宣传画画得很棒,也是设计和装修方面的专家。五山镇余书记、市文明办郭主任、邹主任等在名人城市酒店给我们接风。他们好像知道我的不愉快,接待工作做得很好。看到一屋子的笑脸,我所有的担心就一扫而尽了。

届时,余书记问我有人说你在地球村没做好,应该是不成功的,你怎么想?嗨!我从来就没有说是成功的,我只说地球村一半是经验、一半是教训,而教训对我来说是做五山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余书记点点头说:“很实际,事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请了很多国内的专家,也有很多人帮忙做策划,可都是理论。我在农村工作了很多年,很清楚哪些事能成,哪些事不能成。我对你们的看法就是,一个有思想、有实践、有创造性的NGO,这非常不易,所以说别人怎么在我面前说,我心里都很清楚。”

二月的天很冷,窗外还是冬季,余书记的一席话让我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同是也感到了一丝丝的寒意!

在农村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就是通知农民开会,没有广播,不用电话,手机这时还很少,可是过不了一会,要通知的人瞬间就会到,这里不少村民还住在山里,他们来的速度比城市的互联网还快,真神了!

2月29日,我决定买一些瓜子和苹果,请村里从1949年到现在的历任村书记和主任开一个座谈会。我知道他们在村里的重要性,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难以想象的复杂。血缘关系、姓氏关系、婚姻关系、利益关系、权力关系……这些事理也理不清。我在地球村就有一大半时间耗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了。这次我学聪明了,再也不介入这里具体的事,我也理不清这里的关系,我只讲理念、讲道理,村里的事务由村里人自己管理。

总感觉乡村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就是他们的很多观念和想法是不需要沟通就很快能达成一致的。他们的领导人是完全可以领会村民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种文化和意识的统一性是我不可理解的,我把这种文化叫作“乡村隐文化”。

农民们坐在一起,你马上就能看出谁在这里是有能力的人,这与年龄关系不大,而跟人品和本事有关。之所以请他们来,也是想看看这个村哪些人是能人、是贤达,不找到这样的人,工作就不好开展。

关键是怎样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仅靠NGO是不可能的,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可这些老干部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思想觉悟高,党性强,比很多城市党员还有责任感。他们就听乡镇政府、村干部的,他们虽然对政府和国家有多方面的看法,可是他们意见归意见,党纪归党纪。在农村做事没有这些人参与,根本就做不好,做不深,也就做不成。

我把村里各个方面的领头人都请来了,这些领头人一般只听村干部的,他们不一定能听乡镇干部的,更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乡村做事时,一定要依靠村干部,这叫“借力”。1949年的第一任书记(现任闵书记的父亲)和村长一出现,大家马上都站了起来,并把重要的位置让给他们坐,不用说这就是最有能力的人之一;当然现在做领导的闵书记也是有能力的人,因为只要他说一下,村里的老干部很快就来了,这本身就说明他有一定的号召力,他是大伙的主心骨。那天会上,这些村里的领头羊们说得很好。

老书记们说:“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现在的日子是好了,可是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啊?难道我们村就是这样的文明和生活吗?我不理解。比如,政府规定山不能砍,再砍就是秃山了,可是你们偏砍。以前会这样做吗?现在家家都盖楼房了,可是粪便就直接流到马路上,还有道德吗?社员这样,我们党员也这样。”

1989年任职的季书记说:“孙老师啊,你不知道农村以前有多干净,人人有多自觉!可是现在人有钱、有文化了,而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差,河流、房前、屋后到处是垃圾。我们现在有人管吗?那谁还会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这次交流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很多年没有地方说话,也没有人听他们说话。我很认真地在听、在记他们的话。那天大家谈得很开心,也很尽兴!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说出了我想做的事——垃圾分类!

他们也听我说,听得很认真。我说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环境不好我们就把它搞好,你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做?他们没有不举手的,都说，搞!

我笑了,书记也笑了,大家也都笑了,攻下他们,我的“人体解剖”就成功了一半!我在五山创作的大地艺术开始有了真正的“艺术家”。

我的工作节奏一直很快,在农村也一样。因为在农村讲季节,春天是一年的关键,过了这个季节,就过了生产期。正因为这样,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做村的实施规划。这个规划不仅仅是建设上的规划,还包括人的思想、生活和生产、环境与生态、文化与宗教等的规划。这些说起来很抽象,可在我心里是非常具体的。这些思想要落到生活这个层面,我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才有可能营造。

3月1日晚上8点,我坐车去村凤凰寨茶场,茶场已来了很多农民。黑暗中远远近近都有点点亮光在闪烁,还有不少人往这里聚过来。白天和村干部们开过会,这些干部和党员们已把我们的思想传达给村民,所以今天晚上会来这么多人。

会前村书记开了个头,接着我开始介绍当时地球村是怎么做的,村民是怎么参与的,垃圾是怎么分类的。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讲话,村民们听得认真极了。那天屋子灯火通明,每个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垃圾、环保、绿色、生态、农家乐这些词,他们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我说完,会场上有几分钟的安静,之后响起了很长时间的掌声。有人问,搞卫生和不扔垃圾真的能致富吗?我对大家说:“不能!可是村庄这么脏就一定不可能致富!如果再这样下去,你说你们这里产的木耳、蘑菇和茶叶还有人敢吃吗?还能叫生态和绿色的吗?”

“大家想想,一年12个月,你们用6个月在干活,6个月的时间去打牌,而牌能当饭吃吗?如果从现在开始建设我们的村,有6个月一定能让我们这儿变成青山绿水,那时候你再说木耳、蘑菇和茶叶是绿色的、是环保的,你说大家信不信?”

老百姓在台下高声说:“信!”

“好,你们说垃圾分类和搞卫生有没有可能致富?”

老百姓说:“有!”

“现在城里到处缺水,水比牛奶还贵,甚至连氧气都要卖二三十元一小袋,你们想以后花钱买吗?”

大家高声说:“不要!”

“有人说城里是个动物园,家家户户的门、窗和大门都是铁栏杆、防盗门,就这样还天天被盗……你们说那样的日子好过吗?”

大家都笑了!、院

“是啊,你们这里多好、多美。如果小河见底了,山上有鸟了,小燕子回家了,大家不随地吐痰了,卫生了,干净了,城里人就爱来了,有人就有生意了呀!

“家家门不用关,东西丢了不用怕。这里人都很孝顺老人,一家有难大家都来帮忙,每天吃饭能聚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聊天。永远不会退休,一工一农赛过富农,你们可以有两个孩子……这些都是城里人的梦想,也是城里人想来我们这儿的原因。

“你们的父辈在25年前曾把一个田园般的堰河交给你们,你们再看看现在的堰河!”

之后我又把村里环境被污染的照片一张张放给大伙看,他们一声不吭。他们在看、在想,不经意之间,怎么就让这个曾经美丽的村庄变成这样肮脏丑陋!

大厅很静,很静,静得连呼吸都能听到。

放完之后我又问大伙:“这是你们村吗?”

大家没有说话。

会上我又放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播的我与“地球村”的节目。又演示了“地球村”创业过程!我听到村民悄悄地议论,中央电视台都播了孙老师,他不是骗子,是专家!

我又问他们要不要垃圾分类啊?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村民发自内心的呼唤声:要!

台下有人在说，孙老师能来做，我们村就有希望。我说:“只要你们做，我就一定来!” 老百姓说:“行，我们就做垃圾分类，我们定下君子协定。”

我大声说:“你们在一个月内把垃圾分类做好，能不能?”

“能!”

台下的回答让我对堰河充满了信心。我也笑了，因为村民知道我不是骗子了。

孙君在何家湾小学给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培训

那时镇领导中很多人在议论我是吃饱了没有事做，到这里搞环保。那些人说，北京首都的垃圾都分不了，农村还要环保?哼!一定是想骗我们，看他那样可能还是个大骗子。

我很难受的是，村里很脏，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有的垃圾都堆到家门口了，出门还要绕着走。就是这样，他(她)们天天还要打麻将，宁肯赌博也不伸手把门前的垃圾清理一下。整月打、整年打、白天打、黑夜打。我看着他们难受，看着门前的垃圾难受，看着村村户户的麻将桌更加难受。

在二组，我走进一家人，看到有一桌人打麻将，三个女的，一个男的。三个女的都打着吊针，那个男的看着我说:“她们三个生病了，我是医生。” 啊!生病还打麻将?我问医生她们是什么病，医生说她们发烧39度了。我看看她们三个女的，心里想她们真的是精神可佳呀，个个都是大寨的“铁姑娘”。

有人开玩笑说，飞机从天上飞过的时候，就能听到神州大地上一片麻将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

我曾经与一名日本社会学专家交流时，他说:“孙先生，我们之间能否避开两国的伤痛，正面谈谈我对时下中国的看法?” 我想了想说好，我知道他可能要说什么，说心里话，我是怕他伤害到我的祖国。与本国人在一起，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国家有所抱怨,可与外国朋友在一起就会十分敏感。

这位日本朋友推推眼镜，看看周围，身子向前移了移，把头又向前伸伸说:“我对你的国家有三句话，我一直不想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可是是朋友不说心里话我会难受，唉!” 我说:“说吧。” 心里还是想听的。

他说:“我是想让您知道现在中国人的状态，请您别生气。” 我点点头。

1． 中国人是爱家不爱国，家的概念高于国家;

2． 过于追求物质文明会失去心中的家园，中国只有到了亡国的时候才会惊醒;

3． 30年后中国人一定会很有钱，即使这样，你们也是在精神领域贫穷的东亚病夫。

……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没有说话。我独自一人离开他的家，他也没有起身送我，但我知道他一直用眼睛看着我离去。

是啊，时下的襄樊就是这样，麻将文化高于酒文化，酒文化高于吃的文化，吃的文化高于传统文化，家庭建设高于国家建设。他说得对，只是我真不希望这出自他的口。

我们国民真的很麻木了，这些话题对我们来说太大了，我们做不了，只是想想或说说罢了。

可是日本朋友说的话我一直忘不了，他说的是实话，是对的。艺术家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行动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更有责任感地去践行我的乡村艺术之梦。

绿十字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情，知情、明理、参与，只有农民参与才有希望!

会后余书记对我和闵书记说，村里有三件事现在就必须开始做: 1． 垃圾分类;2． 绿色茶庄建设;3． 修建三位一体天蓬别墅。我们只要能做好这些小事，才有可能致富!

会开得很好，大家都很开心!余书记还给大家唱了两首歌，村民热烈鼓掌。这些年来哪有镇党委书记到村里唱歌的啊!余书记说这是他上任来第一次。动员会结束时，我特别说明，村里的闵书记很有想法，观念也很新，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

晚上我把茶场的亭子方案给余书记和梁镇长，他们说方案很好。现在每个村都想争一点项目，希望我能到他们那里去，田河村杨书记还约我明天去给村民讲课。

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又看了茶庄。本来茶庄要建在村口，我觉得非常不妥，一是发展空间小，二是地处村里生活污水出口处，不好!我建议就建在三面环水的茶场中间,这主要是考虑到把茶庄做成村里的一个景点，建一个集茶生产、加工、品茶、观光为一体的绿色茶庄。镇里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踏实，因为那里是一片耕地。温总理三令五申不能占用耕地，这里的耕地本来就很紧张，特别是这么大的一块平地。

过了几日，茶场的尤帮立经理说这块地是基本农田，不能动。他做了十几年的茶叶生意，看到他那张脸，就能感受到农民的诚恳和信赖。最后我们还是按村里一个大学生的建议，选择了右边靠山的一块荒地，这样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我从心里体会到农民的境界和觉悟，那是一块很理想的地。说不定，我定了做就做了，可他们还是很有原则的，这点让我很感动。

闵书记决定3月2 日上午开村民骨干会，我决定不参加，就是因为我不想介入太多，要他们自己做。我不想把我的意志强行推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和想法，在做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这是过程。既然是实践就会有出错的地方，这个出错的过程少不了，这也是成功的第一步。我知道闵想要我参加，我还是不去!

余书记晚上给我们带了很多吃的，怕我们晚上工作到很晚。今天我说了胡煜，因为他在电脑上玩游戏，我很不高兴!我说我们在村民眼中是专家，是教授，就应该像老师。胡很好，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觉得我说得有理，很快就关机了。

到这个时候，我的大地艺术作品“五山模式” 基本完成了一个大的框架，解决了“人体解剖” 中的每一个小结构，绿十字与五山镇堰河村已融为一体。

3月3日上午茶庄地基的第一根桩打了下去，在场的有闵书记、任会计、贺老师、尤帮立等。“五山模式” 从这里正式开始了。今天又有两个村要我给他们讲课，讲垃圾处理，讲环境与经济，讲文明与健康。

这些日子，我看出村干部很有学习的积极性，不停地把我说的话记录下来，经常让我再说一次，我就会笑着说，这些书上都有。我在引导他们要关注知识、社会、环境,他们还经常会来我这弄弄电脑，我就教他们怎样打字。书记也说要先买一台二手电脑好好学一学。

村长指着陆学艺先生写的《三农问题》说，这本书写得真好，不过有些问题写得不对，说明他们不懂农村!这时候他们就像老师一样，跟我说农业、农村、农民，指出专家理论与现实不符合的地方。

我特意把拍得很美的照片和画给他们看，他们说这照片上的花在哪儿?我就告诉他们，就在你的家门口呀!看看这花儿，看看那景，再看看我本上的画，乡亲们说我们家门口好漂亮啊!我让村民和村干部看到他们家乡的美丽，看到城市周边的垃圾和污水,联想到未来农村就是城市人向往的生活环境，他们就会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农村还真的是很美啊!”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不喜欢天天向农民说社会这个不好，政府那个有问题等。现实中我更加喜欢向农民说社会好的一面，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希望。如果我们过多地向人们传播不文明的东西，人们的思想也同时会被不文明的东西占据。美与丑是并存的，美的东西说多了，丑的东西自然就会少。

现在农村的审美观是向城市看齐的，这是严重的错位。农村有农村的美,城市有城市的美，就像18岁少女的美与60岁老人的美是不一样的。

可能因为我是个画家，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尽量会把乡村的心灵、生态、生活、环境之美潜移默化地展示给村民，把他们心中早已休眠的美再次唤醒，同时也感染着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政府领导。他们说:“孙老师啊，你说得太好了。我们看到你拍的照片，看到发达国家的环境，这不是我们30年前的乡村吗?唉!我们对自然之美、对建筑之美、对乡村之美，真的是麻木了，您说的对，农村就应该像农村。”

农村问题我以为就目前来说还是基层建设问题，目前的费改税对基层干部是不利的。2005年彻底取消建设工和义务工，这是中央政策上的失策，也是专家、学者们不了解情况所致，村民和村干部一致认为这不切合农村实际，是城市人自以为是地在为农民争取“国民待遇”。从那天后，农村道路、学校、水渠里的垃圾就没有义务工处理了，政府也没有钱给村委会做这些事，今天我们再到村里看看就知道这里都快变成垃圾场了。一个原本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农民群体开始瓦解了。

而农民现在又在做什么呢?麻将与赌博取代了曾经的义务工劳动。农民今天的生活基本是:正月里喝酒，二月里赌博，三月里玩灯，四月里插秧。

北京延庆堆臼石村的刘书记就曾说过，中国农村要是按这样的路走下去，农村纯朴的道德规范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未来这里人与人之间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冷漠、自私、没有教养，其实农村有农村的生存习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堰河村闵书记说，费改税是好，我们农民减了不少负担，可是费改税不应该让村这一级组织悬空啊。没有村委会这一个组织来做事，农村的事绝对做不好。农村的事还要由我们来做主，要因地制宜。如果不实事求是，政策变来变去，靠农村一户一户不到一亩的土地，地散、心散的农民，绝不会奔什么小康的!我说了一句，散球!他们大笑，说我襄樊话说得不错啊!

打桩过后胡煜和我探讨茶坛项目，还提了设计费的事。镇政府领导觉得费用高了,说胡不能在这挣钱。嗨!他们想哪儿去了，要想挣钱还要到这地方啊?我对胡煜说，我不管钱，我只管把茶坛做成一件能传世的艺术作品!你不用管钱了，你只管做事，实报实销。我们是做事，有人要挣钱那不关我的事，我只要能生存就可以做事!

我知道这事很难办，也早有心理准备。人生哪有平凡事!什么叫层次，什么叫境界，不是看大事，而是看小事!

3月4日上午回村，修改了垃圾分类中心的设计，图纸最后确定了，明天就施工。下午市文明办郭主任、县文明办詹主任来时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精神文明的宣传,讲了二十年的垃圾和农村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花了很多钱，就是不见效。可是你没有花钱，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让农民主动来做这些没有经济效益的事，真是不可思议。看来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沟通还是有问题啊!”

就在这天“五山模式” 实施后的堰河村迎来了第一批襄樊的客人:袁霄斌、孙林、章辉等5人，明天还要来人。他们就住在山里，自己带了帐篷。山上很冷，我又给他们要了两床棉被。

他们的到来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村民们想看，又不好意思走近，他们远远地看着这些城市人怪模怪样地忙着。他们在野外住帐篷，帐篷有很多颜色，这些颜色散落在绿色的茶乡，好看极了。村里的很多老人、妇女和小孩都偷偷看他们，看看城市人来干嘛?他们又是怎样生活?从距离看，农村与城市其实很近，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什么会相距这么远?

这些看上去的小事，其实都是我与薛斌特意安排的。这里的农民对城市人、对城市、对现代文明不了解。这就是城乡差别，也是城乡文化与时尚的差别。

垃圾分类中心图画完后，村民对我说:“孙老师啊，你不是说垃圾分类后就是资源了吗?你怎么叫垃圾分类中心呢?” 我笑了问:“那你说叫什么?” 他们说叫“资源分类中心”，我笑着说:“就听你们的。” 我真的为他们的进步感到高兴。

那时村里没什么钱，于是闵书记就发动村民到河里运石头来建资源分类中心。村民思想通了，行动也就积极起来，于是资源分类中心很快就建好了。

村里目前还没有一个开会的地方，更不要说大礼堂了。闵书记很有办法，他让家家户户从树林中搬来大石头，于是树林中就有了一个用石头排成的“村人民大会堂”。

这时我也开始了我在五山的创作《我的乡村我的画》。此时我在想，这幅画是要抽象、还是具象?作品怎么画不难，而是难在怎么想。

3月6日，我从任会计家搬到村避孕生殖室住。早上起得很早，写写毛笔字，打打自己编的太极拳。朋友们问我怎么起那么早啊，我开玩笑说，不起早我怕工作人员来一不小心把我给手术了。

晚上，襄樊来的朋友们在烤全羊，余书记，闵书记及爱人、孩子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对镇村干部的观念是一次冲击。村书记说这很好玩，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唱歌、吹牛、骂人都可以，很自由!余书记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娱乐活动，可以发展，很有新意!

农民自己算了一笔账，来了8个人，买了一只羊、二筐木炭、六斤茶叶、木耳、蘑菇，还买了很多农民家的筐、篮子、草帽。3天吃了5次饭，共花了1600元，来人觉得很值。农民说这里有70%的利润。农民对我说:这不是很赚钱吗?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大家也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来堰河!

村民说的最多的是城市人很傻。

到底是谁傻?过几年堰河村的人就知道了。

第二天清早，我画了一张速写《早春二月》。十一点襄樊来的朋友们走了。

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山坡上看着他们的车远去，虽说我在农村，可心里还是喜欢与城市人打交道，不习惯与农民的交流。这时又剩下我一个人。人有时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强烈地思念我的家乡，想念我的爱人和女儿。我在风中和初春的气息中，孤独感油然而生，堰河流淌着仿佛不是水而是我思念的忧愁。

清华仝志辉来电话说，“五山模式” 他感兴趣的是“建双联制”，他想自费来这做调研。我很高兴他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上午想再去看看马鞍山，我之所以想再去，是因为我的家乡也叫马鞍山，是安徽的马鞍山。我们定日期跟村干部和群众讨论双联制,这是村里的大事，要慎重。

中午有一个农户要把家门口的粪便池改成荷花池。闵书记要我去看看，池子就在我住的屋檐后，我看了，没有说什么。我想听听闵书记怎么说，闵说应该做成鸭蛋形，就用镐在地下画了一个鸭蛋的形状，农户李能吉开始按闵说的形状做。书记问我是否好看，我说很好!村里的环境在慢慢发生变化。

闵说农村的干部要做事就天天有事，要是不干事就天天没事。一会闵说去看看亭子，骑着摩托车带我到村三组。其实我昨天已经去看过了，只说了一些小事。我问他们的想法，他们说，亭子四周的树太大，周边垃圾太多……

是的，他们心里很清楚怎样好看!我想农村的变化是要时间和空间的，他们有一点点变化就非常可喜。这半年来，他们渐渐知道了，不管做什么都要好看。有变化、有意识就了不起，村里只有每件小事都做好看，村子才能美。

我在村里的第九天晚上，季发怀老书记(1972—1982年在任)请我们吃饭。路上熊村长对我说:“农村最难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地都荒了，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我很心痛。种一年地不如在外打一个月的工，农村真的没有出路吗?”

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妇女在大树边洒肥料。我问熊村长，这些大树原来是村里的,如果现在这些树还是村集体的，你们还会施肥吗?熊说不会的，这些山本来也是集体的，我们根本管不了，现在给个人承包了，就好了!

我在农村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现今的农村是分还是合?我说不清。因为我不是研究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知识也非常有限，没有想过应该怎样做。可我在农村生活久了，有些事不想还不行。乡村干部和农民天天问我“我们农民应该怎样才能致富?现今的农村就是我们的小康之路?”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确实没有想过!

老书记用最尊贵的礼节招待我们，晚上一下上了33道菜。今天晚上我烟酒都沾了,因为高兴啊!这里的人开始接受我们了。

我即兴做诗一首:

乡间一碟豆，谈笑一斤肉。

帘外一首曲，醉后一方休!

喝酒时我们又说到农村的发展。老书记说集体好，他72 岁了每天也能挣十几元,如果没有集体他们这些老人和五保户在生活上就不好过了。农村的发展是有矛盾，一会说集体好，一会说个体好，其实各有利弊，不过农民的日子现在确实好过多了。

是啊，农民和村干部都想知道农村经济的路怎么走。绿十字也要选择一条属于农民、属于五山的乡村之路。我在想，如果我都不清楚，又怎么带领村民走上幸福之路呢?

现在做NGO的人一说到农村工作就是“参与式”，好像这种形式是万能的钥匙。这方法用在城市很好，用在农村效果不显著，不能简单化。其实现在农村的“一事一议”，还有传统上的家族祠堂、熟人社会之间的道德规范等，这些形式都是有效的乡村民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几千年以来乡村自治本身就一种公众参与。

在农村首先遇到的就是观念和文化、现实和文明之间的差距。在农村做事要说理，有时也要“不讲理”，要有法也要用情，不然为什么有人说，农村干部是天下最小的官做天下最难办的事呢?

3月8日上午9点开一个座谈会。我特别邀请了历任村领导和村里的党员、骨干分子。我想在这推行联产联地股份制，用的是农民喜欢的名词——以生态园为平台，推行双联，建立村规民约(建房、垃圾分类、农民义务工、建设工、部分天然植被林恢复、生态实验田、教育和培训)。别看现在谁都说好，要实施起来还是非常不易。

我先说了南水北调、农村环境、堰河的今天和明天，主要说了联产联地，说了奉献，也说了农民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生活的环境。

村领导也说开了。今天是五山模式的开始，村里没有太多的钱，政府又没有多余的钱，村里的公路、水渠、小学、供电……谁来做?老天爷不会做的!那谁来做?只有我们这些领头羊!农村这种公益和自救的精神不能丢!农村还没有环保局、环卫局……这就是现实!

会议主题围绕着环保推动经济，包括村产业结构调整，一建双联制的村集体经济模式设想进行了讨论。来了16个人[天艺(现更名为“玉皇剑”)茶叶公司董事长张于学和经理尤帮立也来了]。一进门就有一个村民对我说:“你们不环保了，把瓜子皮吐到地上了。” 我一听就笑了，他们已有一种以前没有的意识，这就是潜意识里的一种很小的变化，我很高兴!

以下是群众谈话片段:

这些城里人就爱吃草和山果，来买了不少东西，土鸡、羊、木炭。你们吃羊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并不是有钱和没钱，而是一种方式，你们过得很潇洒。你们城里人吃到了活的猪肉，活的鸡很开心。我们村要一家一个项目，要有项目才能富，要用环保来开头。

有文明的环境才有文明的经济，民俗旅游项目要有一个管理机制。我们要用诚意做生意，一只羊300元，买的人要感到不贵，卖的人又很满意，要有回头客。

怎样才能让群众自愿加入呢?尤老板说，农村干部要有决心，要有文化，没有一件事干不成。要等政府的钱，事情很难做成。

天艺董事长说，五山没有一个能吃、能住的地方，服务态度生硬，不懂礼貌，这就是软环境问题。我们要努力做好大环境，这对我们创品牌极为重要。我们的玉皇剑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品牌,5元就能买一斤，要是能做好玉皇剑的包装，可能还有品牌。现在我们自己的品牌渐渐地失去了诚信度，五山现在开始用别的品牌，比如现在就有用“信阳毛尖” 的，可悲啊!孙老师所以选堰河，就因为现在环境很好，可是未来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是我做公司担心的。我们不要只做形式，这不是政府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更不是孙老师的事。我们自己要用心，我们不能只讲不做，只讲不做就不是堰河人!

老书记说，环境不好就有非典，有禽流感。我们是文明古国，讲话也要文明。垃圾分类做好了，我们再做什么?我们就做家庭美化，从家开始，走致富之路;从村起步,做一个花园式的堰河村。花卉需要一个好环境，一个让人愿意来看的环境。有人来就有市场，就有钱。

一位老党员说，我个人想法是要有一个好领导班子，基层领导机构是关键。这些年有教训也有成功，这就要体现集体力量。老百姓说环保难搞，我说好搞，要靠我们自己搞，搞得好了，就有人来买茶、买羊、买鸡蛋啊!你说好不好?老百姓说，好!我们做好了，我们就不会污染下游的村，我们要给北京人喝上好水，我们就安心了，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我们很自豪。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建设堰河村。有专家教授指导我们，有你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做好。有你们的星星之火，我们村就有希望了。

大家一口一个环保，一口一个垃圾分类，一口一个一号文件，应该说大家都有了一种意识。这就可以看出大家对环保的认识，环保成了这里的口头语了。下一步就是学校了，要在学校进一步教育和宣传。垃圾处理没做好，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做!

会开到很晚，大家谈得很尽兴，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了。闵书记说村里也开始新的创业，今天我们说得很多，都是村里的事，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我们堰河人说到一定要做到!

绿十字工作人员很少，我们很少直接与农民交流。我也不了解农民，农民的事太复杂了，特别是“三农” 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我没有办法，政府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所以这里要用新的路经，主要就是做村里核心人物与精英的工作，建立绿十字与村、组、农民一体的绿色通道。

我们很多人在乡村只找精英和能人，而不找核心人物，那是很难能开展工作的。精英只是一个村里的聪明人，能工巧匠，他们知名度高，可是他们没有号召力。核心人物一般是村书记和村主任，还有退下来的老干部，他们可能没有文化，可能没有技术。但是，他们的人品和道德没说的。核心与精英区别也就是品德与才智。

我很清楚乡村是自治体系，在农村只要把几个人说通了，全村就通了。我不会像晏阳初，带了400多博士到河北定县，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绿十字也不愿派很多专家与志愿者在村里去工作，今天乡村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转变观念的问题，是找到核心又要找到精英的问题。

晚上一组的党员请我们吃饭，我原本不想去，好累。这些天建茶坛、调整“五山模式”，以及村里一些细微的小事已经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了，我都要想、要记，每天还有大量的设计和与群众的交流的工作……最后想想还是去吧。

吃饭时听他们说，田河村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农民把林业局的人打了，把摄像机扔到水里，还要局长下跪，有一百多人在围攻林业局的人，原因是农民违背计划进山伐树。林业局的人要执法，摄像。这事发生在我刚刚去过的老杨那儿，非常麻烦，又在两会期间。闵书记说老杨是几十年的党员干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在我这绝对不会发生。余书记很头痛，难怪好几天没来这了。我说13日要离开，你们要抓紧落实垃圾分类，他们想把小组长和保洁员合二为一，我觉得可以。

其实在农村的很多事是以他们特有的方法来解决，打架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农村比较管用，谁打赢了就听谁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不用讲什么理，就是村干部说了算，有的事是老人说了算，还有大家讨论。农村的事还真不能像城市那样，太民主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们说到一建双联制，闵又说了他的想法。一建是建生态园，以土地、资金、人工、生产资料的形式加入，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双联，一是联产(是不联地的个体运作方式，生产资料私有，就现有的承包经营，只是在计划、质量、村里的管理等方面联);二是联地(是土地和生产的集体经济,生产资料集体化)，运作方式就是一头联市场，一头牵农户。这两种运作方式是既保证了农民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又能在市场中找到产品的出路，进退自由，运作可集体化经营，也可保证股东的利益，个人底线承包，经营运作以股份制方式参与决议。这就是我们想做的所谓模式，模式也罢，试点也罢，对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推广和复制。我想所谓复制分三种，一是直接复制，二是间接复制，三是全面复制，到全面复制时试点就能叫模式了吧?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指的集体经济，是以村民股份为前提，而不是以城市企业下乡。乡村集体所赚的钱就留在村里，会给村里修学校、修路、建敬老院，城市的企业所创造的利润要带回到城市，他们不会为村民留下利润，可能的话，会把污染和放弃的矿山留给农民的子孙后代。

我就是想走政府、农民、NGO一起来建设新农村的探索之路。这种模式推广的关键是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意义在于有极大的可复制性、推广性。

农村不能是9亿个个体户!个体经济是一个过程，经过这23年漫长的道路,分久必合的农村已不再遥远。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必定要以土地论市场、生存、发展。离开土地谈农村的发展就显得有点别扭了。

“联产联地股份制”就是在土地、生态、经济、运作上求得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分田到户后,堰河村民很少有集体活动,而这样的活动渐渐地把他们的心聚到一起

村里的垃圾分类池快砌好了，我每天要去几次。来五山有半年了，这可是我的劳动成果啊!如果地球村的事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堰河就不再是特例了。这儿的人开始理解环境与文化、经济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了。

而从长远来看，农村的问题不是来自城市化和环境，而是教育。我曾和堰河小学的三个老师聊天。全镇有30多所学校(含教学点)，有一个学校只有6个学生，一到四年级,6门课，只有一个老师在教……我们说九年义务教育，我们只看到学校的教室，有教室就象征着有教育，可谁来教?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这是教育的关键。就教学经费而言，上海每个学生一年是400元，而中西部地区不足30元，我在农村的小学看到粉笔不用到最后手都抓不住了，是不会丢掉的。

我们为孩子捐资捐助，可有多少人会为这些老师想想啊?有什么样的老师就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关于农村教育我问过老师们，他们说教学公用经费应该在100元，要想改善应在200元，要想留住好老师要300元……

我想在学校开设书法、茶文化、环保课，校长说可以每周给我两节课。茶乡不知道茶的文化，不懂我们中国最有礼仪之风的茶艺，不知道品茶，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切我们必须要做，从学校开始，再影响村民。

3月12日下午在五山镇礼堂讲课，来的大多数是镇党员干部和镇街道干部。人不多，这里的人还没有村里的人多，不过他们对信息、外面的世界和环保还是比城里人关注得更迫切一些。

所谓城市人，传统意义上是户口簿上的非农业户口，而实际上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区别还真不能从这点来看，而是要从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生活水平等来看。县和乡镇基本是中国农村转向城市的过渡期，这里的人们中有一些在农村还有地和房子，在城市也有房和工作，重要的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或亲戚基本在农村，户口也还在农村，他们家里的装饰和生活习惯一点没有进入城市的感觉，他们这时是两栖人，80%是农民，20%是城市人，本质上还是农民。

县和县级市里居住的人们渐渐地脱离了农村，这时他们的户口已在城市，生活方式在慢慢调整，这时他们穿的衣服样子和色彩正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的亲友分两种，40%是农民，60%是城市人。如果我们细心一点观察，还是可以看出在他们身上保留了极多的农村特点，比如吃饭希望吃肉，喝酒保留了农民身上的豪情，点菜是满满一桌。一般意义上说，从农民转变成市民从教育和生理学上来看，大约需要三代人。中国具有能真正称得上是城市人数量较多的城市极少，上海、香港、澳门、杭州、北京等比较纯正，余下的基本还处在农转非的过渡时期。

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分是时间。农村一年中有大半年没事，走亲戚，很多时间花在红白喜事上，生老病死一项也少不了;城市人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农民是希望生活越来越热闹，城市人是希望越来越简单。

城市人越来越多，可是人情味越来越少;城市中一个人的存在大约与320 人相关连，而农村一个人的存在约有10000人相关连;城市人参与红白喜事一户一年约15次,乡村每户一年约在110次;城市离婚率是23%，而农村最多在0．2%;城市人的钱存在银行取利息，农村的钱存在亲戚手中友情互助……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差别极大，我们不可能用简单的户口来说明城市和农村,只要我们融入这两个世界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差别。

绿十字的的主要工作就是传递先进的环保理念，转变落后陈旧的思想，这个工作是最重要的一步。现今的干部认为目前农民的思想工作最难做，我不认为。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一般要三到五年，而人观念的转变往往在一瞬间，我们不是有“恍然大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吗?说的就是这个理。

这个工作我在地球村做过，有经验，也有信心。要想做好一件事，思想不通，有钱有力有人都不行，这就是灵魂不能用金钱来换取。

开始讲课我给大家看三张照片，中国人在法国、泰国、美国的不文明行为。我又读了一段一个在中国读书的韩国大学生写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信的前面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有钱不代表强大，文凭不能说明文化，知识不能表示进步，发展不敢说是持续。看看吧，看看我们的中国，这个韩国大学生写得很真，说得很辛酸，这让我们每个中国人汗颜!

我来到贵国的这五年，许多原先贵国在我脑中的美好印象现在却消失了。我其实也很难过。贵国在历史上是我们大韩民国的文化老师，大韩和整个东亚的民族都是贵国的学生。我们的大多数礼仪制度、人文思想都起源于贵国伟大的中华文明。所以我以前一直把贵国当作全亚洲真正的“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可当我真正来到贵国后，却发觉我想错了。贵国在一些基本的礼仪和道德上甚至还远不如那些比贵国贫穷得多的国家。无论我在上海街头还是北京街头，我都很少看见有人能够排队上公交，路面上往往很肮脏，行人随手把垃圾和废水扔倒在街头都是很随意的事，更让我惊讶的是贵国人居然会随地吐痰!

这在其他国家都是很粗鲁和失身份的事情，可贵国却能大大方方地做!有一次我在上海南京路上看见了一个美丽少女当着她男友的面把痰吐在地上，这样的女孩如果在韩国那是一辈子也嫁不出去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粗鲁大胆的女孩。还有就是贵国卫生习惯太差，往往贵国国民在非夏天以外的季节每星期只洗一次澡，这在爱好清洁的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世界上普遍是每人每天都洗一次澡并洗头。爱清洁也是一个人体现个人修养和文明的重要方面。此外还有没有谦让，爱吵架。我在贵国街头，公车和商店里经常看到有人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架来，甚至还有男士主动和女士吵架的，难道贵国国民真的就没有这点风度吗?中华文明的宽容在哪里，在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吗?我很难过……

我从心里感谢这位留学生，谢谢你是用心在爱中国，用一颗流泪、流血的心为神话中的中国祈祷!为未来中国祝福!

后来我又给他们看了五山镇环境污染的照片，我问，这能代表中国人的文明?台下再也不说话了!

那天的课我也很受感动!其实在讲课的同时我自己也在不停地教育我自己。

晚上召集村干部开会。我说，三农的问题就是我们基层干部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没有方法，是我们没有事业心!我对村领导提出抗议，你们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每天要看一小时书和报，开会要记笔记，早晨要起早一点，跑步和打拳，你们是村民主心骨啊!这也是未来农村发展的需要。

闵书记说:“孙老师要下个月才来，这一个月希望我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交待了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

垃圾分类分三个组，分类要具体处理，卫生巾成了问题的焦点。村书记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又不好意思说，再说这是垃圾还是资源?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我一下也说不上来。我看着他们笑，最后决定烧了!到底谁去对村民说，我们看着妇女主任!不约而同都笑了!

中水回用。其实这是一个集家庭粪便(室外)、小便(室内)于一体的沼气池，并作为在村口公共场合景点的一个设计方案。这是堰河村一个关键性的工作，也是未来五山和汉江流域农村水源保护的重要一环。保护好村里的水源就是保护汉江流域的水源,也就是保护北京和天津的水源，这既是小事也是大事。目前要准备资金,7月中旬动工。

联产联地，即一建双联: 建生态园、建农村的集体经济，依托市场建公司，这是重点工作，地点在堰河三组。6 ·5世界环境日活动，将由中国科技馆和绿十字、堰河村一起举办，这对村里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遇。

在退耕还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始在村里实行封山育林，恢复生态，并开始按每亩100元进行补偿，为创建堰河的生态农业跨出第一步。

在村里做有机农产品特别是茶叶和小农农庄试验，用事实来教育农民。

通过这几日和大家的交流和接触，乡亲们对可持续、生态、有机、环保等有了很浓厚的兴趣，所以要每周学习一次。只有干部有了更多的知识，才能教育大家。这事余书记说由他亲自抓，要和运大姐联系，她在环境教育方面有办法，有热情。她还有很多资源，这个工作离开了当地环保组织是很难开展的。

我说，我们这个组织很团结，你们要做好分工，这是一个组织能否做好工作的关键，希望你们能保持和改进!今天我就回京了，明晚的村民垃圾分类动员大会是关键,也是我们这半年来工作的成果，我不参加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具体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祝你们成功!

第二天上午村干部会后去看了垃圾分类池，已完成了二分之一，很漂亮!

9点我第五次离开村庄。村里给我带了今年的新茶，还有一些土产。

闵书记在路上一个劲对我说，孙老师，今晚就召开村民大会，开始垃圾分类的启动，这是你最想看到的，你明天走不行吗?

我还是要走，因为那是他们的事。我吸取在地球村的教训，但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不舍。

到家后，我给挚友“自然之友” 的君晖去了封邮件，想说说心里的话。

君晖: 你好!

对不起，我刚回京，在农村有半个月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这十五天没有洗了，没办法，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异还是太大了。

为什么很多人只在城市研究三农问题?为什么很多人爱做一些短期项目?想想也是。我去过农村我能理解。就拿吃饭来说，烧饭人的手上还有泥土，黑色的指甲一直伸到你要喝的汤碗里，你说喝还是不喝?我还是喝了，可是我心里还是很不适啊!

大伙在房间聊天，一口又一口地吐痰，你说还是不说?他们给你用的棉被硬得像块木板，你能说不用?你看到厨房里的抹布用手一挤，那水就像糊糊一样，你吃饭的碗筷就用这抹布一遍遍地抹，这饭你还吃不吃啊?冬天农民一个月不洗澡是很正常的事……就这些，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我说，你不用改变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用城市的文明去改变农村，这话很可笑!

很多人说要和农民心靠近一点，要坐在一起。我心想: 那样就行吗?心靠近是一方面，可是要真正生活在一起我想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在农村，思维变得也很现实。农村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文件发出来的，是在干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思想观念问题。“三农” 是一个几乎解不开的结!

不早了我想睡了!伙计，你何时回国啊?

孙君:

真好啊!孙君你就是那种“贴着地面行走” 的人，是特别实在地做事的人。要是多些像你一样的人就好了，现在你一个人分成八瓣也不够用啊。有时候，做事的人都在闷头自己做工作，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的意思是，或许，也应该，还有些别的类似你这种家伙的人，虽然为数稀少，但毕竟存在而彼此不知。如果有缘认识，彼此也许可以形成合力，效用就会更大些。另外想到乡村建设学院的事，真是功德无量，累死10个孙君，不如培养出100个X君Y君。你倒真的应该多参加这些讲课、培训的工作呢,我觉得。多保重，加油啊!

君晖写于荷兰

3月22日上午接到堰河村闵书记的电话，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村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了，现在垃圾车还没做好，用的是小板车，村民热情很高。我听了很兴奋，是啊!我真的很为他们高兴，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就是我不在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完成目前还看不到希望的垃圾分类，农民能做到是非常难得的。地球村当时也是因为有合作三方出钱，有知名的廖晓义女士，有地球村品牌，有我在那不停地推动，而堰河村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有对未来的希望。

4月9日下午，五山余书记来电话说他今天向县委周霁书记汇报了五山工作，县委领导非常高兴，说20日一定要见我，主要是对全县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指导。这件事对推动“五山模式” 有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积极推动项目，五山派两名村书记去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余书记也要来北京见见温铁军，问我怎样?我说好，他心系农民，在三农问题方面是中国的顶级专家了，如果你能请他来五山，对“五山模式” 的推广和我在五山的工作将起到奠基石的作用。

后来我和王佛全去看望五山派来的村书记，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听了他们的汇报我很高兴，他们说得也热情洋溢。在陪他们去延庆县地球村培训基地时，我心里有一点担心，怕他们看了地球村之后没有信心。但相反地他们却信心倍增，说地球村这么好的硬件，这么好的社会资源都做不好，我看谁也不怪，就怪村干部。我听了很高兴，同时我也告诉他们，地球村面对的问题你们同样要面对!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闵书记在离开时说的话，地球村今天的破败，关键是村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书记是上级派的，村主任是村民选的，这里不是他们自己想做，而是地球村人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