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有识之士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中国强盛的梦想，至今有100多年了。100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百年乡建的发端是基于国外文明压迫下的“反思”。这种反思有两股力量：一是政府（官方）的“统治逻辑”，一是“学者”的“理论逻辑”。这两种逻辑与农民主体的“生活逻辑”存在内在的张力（矛盾）。
回顾100年来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04年——1928年 是民间主导、地方军阀或强人推动的自治阶段。利益诉求主要是实现稳定与汲取。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米春明、米琢、孙发绪、阎锡山。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方式是乡绅主导下的乡村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农村由家族自治走向精英主导的村民自治。问题是：出现了“劣绅化”。
第二阶段是1928年——1937年 是国民党政府制度安排下的城市精英主导的乡村改造运动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方式是国家制度保证下的外部力量主导下的乡村重建，从外部向社区输入资源建设改造农村社区。主要的成果是现代教育、科技、民主自治精神等开始在乡村社会启蒙。问题是：“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语）
第三阶段是1945年——1978年 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问题是：“被政治建构”的追求和生活。
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2008年 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贫穷集体主义经济向温饱小农家庭经济的转变（李昌平语）。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是通过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使家庭成为经济组织，劳动力得以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农民获得有限的自由发展空间。问题是：组织不足、权利不足。
如果说回顾百年中国乡建基于两种逻辑：一是官方的“统治逻辑”，一是学者的“理论逻辑”，并由此产生了四种理念：民国政府是“稳固乡村”，乡建派是“运动乡村”，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改造乡村”，改革开放后是“松绑乡村”的话，那么，“经营乡村”的理念则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在我国经历百年逐步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基于农户“发展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农发新理念。它契合了农户的生活和发展需求以及政府促动“四化同步”的需求。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了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两次飞跃的伟大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在国家主导合作型乡村治理绩效不足的情况下，基于经济效率的社会牵引合作型互动平台的构建是乡村治理结构创新的基本动力。农村内置金融并不是解决乡村治理所有问题的万应灵药，且也有自身的风险与局限。规模适度、会员制和社区封闭运行应是发挥内置金融优势、规避风险的主要原则。
李老师在10年前曾说：回首乡建一百年，有待我辈新建设！
今天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我们更可以自信地说内置金融综合体系的构建可谓是：站位农发双百年，更铸同仁深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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