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成本病理论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将会阻碍经济发展，有些经济学家对其持肯定的态度，并且进行了验证。Vernon W．Ruttn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断扩张，美国及其他高收入国家在21世纪前10年经济增长率将下降。[7]Anita Wolfl对OECD国家最近20多年来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生产率增长的不平衡可能导致资源重新配置而流向滞后的服务业，最终将降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Duo Qin使用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否会导致成本病的假说。[8]研究发现，目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服务业的转换。然而，依旧可以从对服务需求、工资决定以及服务劳动投入需求的价格信号反应等方面发现成本病的一些特征。
但是，关于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也有不少学者对鲍莫尔成本病理论提出了质疑，对服务业的发展阻碍经济增长持否定的态度。瑞典经济学家简·欧文·詹森（Jan·Owen·Jansson）在对鲍莫尔模型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经济停滞的状况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鲍莫尔预测的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滞是不成熟的，长期来看，鲍莫尔不平衡增长模型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服务部门在就业方面的扩张作用，而这个因素可以弥补整体经济增长下降的负面效应。[9]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的生产率都较低，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和私人服务业等领域，所谓服务业生产率较低的说法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服务部门如教育、健康、文化服务，促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由于服务业的特性，测度服务业的生产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服务部门的生产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于制造业部门。根据OECD于2013年的研究报告，一些服务业确实存在很低甚至是负的生产增长率，比如教育、健康、社会或私人服务业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有些服务行业生产率的增长非常强劲，比如金融中介、邮政和电子通信服务等等，这些服务业的增长率与一些制造业相比也是相当高的。[10]
与商品相比，服务产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较难储存与运输，因此有学者质疑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否能持续。[11]但是，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服务产品运输和贸易变得可能，服务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服务业的全球化为工业基础差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造业之外的机会，寻找到了另一个增长的源头。
所有的南亚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都比前几十年开放。服务贸易主要有四种形式：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服务业是全球贸易中增长最迅速的部门，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服务贸易就比全球的商品贸易发展迅速。贸易刺激投资，服务业的全球自由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和国外的投资，投资刺激增长，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
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除了遵循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之外，还突出表现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效应上，主要有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首先，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实践表明，服务贸易相对有形商品贸易而言具有其特殊性，也有着更强的人力资本效应，人力资本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中又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服务业的开放和全球化竞争推动国内服务企业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促进国内服务业人才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跨境服务外包正日益显示出多方位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成为新兴的发展渠道。其次是制度创新效应。服务贸易发展与开放会带来许多国际贸易规则和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为国内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和学习交流渠道。最后是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网络经济与服务经济日益互联互动、相互渗透，全球服务业日益成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在服务业的使用，不仅能推动制造业的不断升级，比如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方法、流程改进、信息化改造，还能在不断升级的制造业的基础上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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