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预算只反映了金融对政府影响力的一小部分—我们能在公开呈报中看得到的部分。但金融业的影响力比这个要深远得多。官方说法是，职业游说家花费自己时间的20%多用于试图让立法者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但上面的例子说明了，正式游说只是华尔街在华盛顿势力的一个方面。杰米·戴蒙不是游说家，高盛总裁劳尔德·贝兰克梵不是，与自己的监管者频繁联络的其他顶级金融家也不是。然而这些人和其他顶尖银行家，还有他们的贸易团体和律师，都经常与起草《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条例的联邦机构和监管者会面。这样的例子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的第二年，高盛（最活跃的金融机构）与监管者见了83次面讨论衍生品改革的话题。[11]
2013年，杜克大学金伯利·克拉维茨发表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研究论文，分析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在准备研究沃尔克法则执行方案时期收到的8000多条意见函。沃尔克法则是《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富有争议的一条，将高风险的自营交易从联邦保险担保的商业银行中剥离出去，颇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风。克拉维茨分析了财政部、美联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会议时间表和记录，结果在2010年7月和2011年10月之间“就沃尔克法则联系联邦政府机构的人员中，金融机构、金融行业组织和为此类机构和组织提供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共占其中的93%。”“与之相对的是，公益、劳工、倡议和研究组织还有其他个人和组织只占7%。而且，联邦机构与金融业代表的会面质量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其他团体。最后，会议记录，特别是与意见函一起分析的时候，展现了行业凝聚力的水平。这种凝聚力无法通过媒体报道或过往立法预测出来。”[12]
那么，沃尔克法则被无数种方式架空还算一桩奇事吗？沃尔克法则禁止大型银行持有数十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投资。在2014年12月，美联储和其他立法机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从2016－2017年的延期。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本人抨击了这项决策，声称“世界顶尖的投资银行家以聪明和灵活著称，对客户进行企业重组，甚至行业重组提供顾问，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如果他们无法井然有序地在五年内重新组织自己的各项活动，那就太惊人了。”他补充说，“或者，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游说是雷打不动的，他们预测到了2017年左右，法律本身就会发生变动？”[13]
实际上，沃尔克法则“的确”在金融游说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动，允许所谓“投资组合对冲”。这意味着银行仍然可以进行高风险交易，只要交易的目的是保护银行的现有资产，而非制造新的利润。问题在于如何区分这两者。就算是银行的领导也往往区分不出来。记得2012年的“伦敦鲸”交易事件吗？摩根大通一次信用衍生品交易出错，蒙受了60亿美元的损失。此次减记让杰米·戴蒙颜面大失。杰米因为掌控风险的能力和2008年后极力游说反对再管制，特别是反对沃尔克法则而得名昵称“特氟龙银行家”（the Teflon banker）。（摩根大通的高层和代表在2010年7月到2011年10月之间共与联邦监管机构就此问题会谈了27次。）[14] 戴蒙以对银行业细节要求众多闻名，但他先将此事误认成一桩小事，又在之后才承认这次违规交易“具有缺陷、十分复杂、审查混乱、执行糟糕并且监控不力”，这件事可谓让他学会了低调谦卑。人们很难相信摩根大通负责交易的首席投资办公室没能成为一个利润中心，但在伦敦鲸事件后全身而退的办公室主任年薪却超过了1500万美元。但即便你相信了这个说法，这个案例还是表明，任何种类的组合对冲都含有所谓的基差风险。对摩根大通这种比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还要大上几倍的大型银行来说，它们的规模注定如果它们要保持足以自保的持仓量就一定会制造出轰动市场的事件。“如果你是市场，”一位风险专家告诉我，“那你就无法对冲市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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