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力量

军费何来：金融的力量

在抗战前的10年中，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是南京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中央税收的近85%。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了大部分公债。由于控制着长江下游这块富庶的地区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蒋介石与其他派系相比具有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基础。

随着北伐军攻占北京和北洋政府垮台、东北地区易帜，国家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人们在欢庆之余，面对的是战后的一片萧条。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的数量迅速膨胀，由40万人增加到260万人，每月的支出至少为6000万元，占政府总收入的88%。

为了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开展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国民政府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希望把军队总数减到120万人，这样只花费政府收入的60%。但各地方实力派并不谅解这种行为，认为这是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手段，各方矛盾开始激化。

在蒋、冯、阎、桂4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起了主力军作用。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采取了以阎抑冯的手法，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冯玉祥系统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的职位，每月收入约20万元，但这个数目对于拥有40万军队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从1928年北伐完成，到1931年9月18日东北剧变，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持续不停。先是武汉方面与桂系联合倒蒋，迫使蒋介石下野赴日，接着桂系联合冯玉祥挤走了汪精卫，再下去是桂系与西山派、广东派水火不容，最后被迫再次请蒋出山，再之后因为蒋介石公开削藩，导致中原大战，接下来又是广东派联合桂系倒蒋。

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财政经济改革，增加了税收，扩大了财源，也为打内战筹措了可观的军费。他的对手们都痛感蒋介石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优越，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

军费支出和向外国订购的军火都由宋子文经手办理，军火运抵中国口岸时进口护照还需宋子文亲笔签字，海关才肯放行。宋子文趁此便利顺便为财政部下属的税警总团购进了一批武器装备，比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装备还精良。蒋介石心存疑忌，但双方不便撕破脸，于是明争暗斗不时发生。

南京政府前期，国内战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巨额增长，尤其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南京政府只好步北洋政府后尘，大举借内外债，较之北洋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间，南京政府共发行公债26亿元，是北洋政府15年发行公债6亿多的4倍多。

南京政府最初发行的几期公债，大多采用强行摊派的手段，不给折扣，遭到社会抵制，在武力胁迫下才勉强推销出去。为了顺利筹措到急需的军政费用，政府不得不改变最初的发行方式，继续沿用北京政府时期优惠让利发行公债的做法，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公债，然后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

1927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0.85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几近对折，其中绝大部分充作军费，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各银行从公债经销得到的实际利润约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银行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1928年至1931年，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银行23家。全国28个重要银行的总资产，由1926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1931年的25.69亿元，而当时全国工业资本不到10亿元，可见金融业的兴旺。

然而，由于南京政府所发行的公债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军政费用，对培育社会经济和生长社会财力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使政府信用恶性膨胀，在公债市场繁荣之中，已潜伏着深刻的信用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北引发的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府在1932年和1936年两次实行内债整理，把原来的各种旧公债统统换成新公债，所有债券利息一概降为年息六厘，延长还本年限为以前的两倍。

这种赖债行为减轻了政府还本付息的负担，实际上宣布了政府信用的破产，市面债券价格一度跌到了二三成。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由于有稳定的外汇储备，政府公债的信用反而大大提高，市价开始上涨，使持债券人和发券人两得其利。

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在政治斗争中金融界的力量也极为有力。在1931年12月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在粤方的逼迫下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随之辞职。宋子文在辞职前将所欠各军队及各机关费用全部支付，总额约2000万元，造成国库囊空如洗。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部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辞职，还将所有文书档案搬走。

新政府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关，是政府的财政系统完全瘫痪，而各地军队代表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这些行伍之人闹起来可不是好对付的。

政府收入每年账面上有四五个亿，但各省扣留税收，能拿到的只有上海的关税和统税，数量不到一个亿，再发公债的话已经没有抵押。而支出方面，每个月军费需要1800万，行政教育经费400万，每月赤字高达1600万。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仅够5天开销。

为应付财政困扰，政府首脑孙科、陈铭枢等人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纷纷发表通电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必须削减开支。

在行政院长孙科焦头烂额的时候，下野之人蒋介石一出面，情况顿时改观。蒋明确表示支持政府，上海金融界也立即改变态度，筹款1000万元。各方纷往请蒋回京主持大政，维持了不到1个月的孙科内阁辞职，由汪精卫接任，蒋汪再次合流。

反抗帝国主义，上海各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商界从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