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

(一)从农业发展阶段的演进看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除了保证农产品的基本供应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化程度很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迅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迫切的需要。一方面，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保证了城市非农人口的低价粮食供应，从而维持了较低的工资和工业成本，为取得较高的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集体化运动和户籍制度，将农业生产组织化并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人为改变小农经济排斥资本的特征，使城市工业产品能够下乡，完成工农业剪刀差的循环。1978年以前，我国工农产品的比价大体在2.4∶1，按保守计算，我国农业在这一时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约一万亿元的资金积累，农业为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的积累逐步减少，农业进入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调整城乡利益关系，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此作为推动农业发展，丰富农产品供应的重要举措。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短短几年，农产品供给迅速增长，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被动局面。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的日益丰富，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三阶段，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下降，农业发展逐步进入到需要工业反哺的新阶段。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农业发展逐渐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降低，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日益强化，成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度改革的滞后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面临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面临国内较高生产成本和国际较低价格水平的“地板”与“天花板”的双重挤压。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和过大的资源消耗，使农业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势头明显，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实现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尤为重要和迫切。

首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越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越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期，只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从而扩大发展回旋余地，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扩大国内需求、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举措。扩大消费需求，潜力在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使农民有消费能力，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而无论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还是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拓展农民的非农收入来源，都迫切需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再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应对国际市场挑战、增强农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只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善要素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增强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最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农业是高度依赖资源条件、直接影响自然环境的产业，农业的资源利用方式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农业发展方式如果不转变，资源环境约束不突破，农业发展就没有前途，国民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和投入品使用效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是引入新的生产函数

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转移完毕，这伴随着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到来。当一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就不再为零，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以及相对价格关系则会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农业生产中，就是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经济现象，从而导致资本边际回报率开始下降。在不变的生产函数中，资本回报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衰退。但是，如果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则仍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改变生产函数的途径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一般说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做法有多种，其中包括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与工艺，以及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等。

随着劳动力大量流出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中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发生逆转，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替代资本的组织方式逐步被资本替代劳动所取代，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中的诱致性技术进步。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果资金流入没有伴随相应的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在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下，农户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并支撑起整个农业生产体系。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劳动力不断从具有生产能力的农户中流出，导致农户的生产能力逐步退化；同时进入非农领域的劳动力通过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获得了比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报酬，并通过汇款和城市工业的反哺等方式使资金流入农村和农业领域。一方面是劳动力从农业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中流出，另一方面是资金从非农领域流入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劳动力流失与非农收入水平提高会刺激农户对农业生产进行粗放经营，汇款会使农户更多地使用农药、化肥等资本要素，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污染的可能性。

在我国的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受到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约束，导致农地流转的成本高昂，不确定性大，农业的比较效率低下，导致农业领域中有能力、有知识以及年轻的劳动力逐步流出了农业领域，使得农业中的劳动力呈现老年化与女性化。农业生产中的这种劳动力结构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农产品市场的开拓与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品种以及新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的使用。所以，维持逐步衰退的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的粗放经营与农业的生产效率就不能提高，农业的衰败与农村的凋敝将不可避免。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首先就必须改变农业的生产组织，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降低农业的面源污染与点污染，并提高农产品的可溯源性。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科技采用、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是改变农业生产函数的题中之义，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通过将细碎化的农地集中，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在实施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自然而然得到扩展，形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生产基地，从而为增加科技投入、标准化生产、生态化生产以及农业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增大，农户对施肥技术、良种配套、栽培技术以及农机使用技术的需求增加，对农业技术信息的需求程度提高，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控制加强，从而使农业发展具备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