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伊始，以恢复高考为标志的教育体制改革成功“破冰”，教育界成为我国最早推进思想解放的战线之一，教育领域也是改革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然而，历经近40年的发展，教育领域出现种种弊端，反映出了传统教育发展方式的深层次矛盾。推动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教育“第二次改革”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一）形成质量型、能力型、开放型、专业化的教育发展方式

我国现行的教育发展方式带有规模型、考试型、封闭型、行政化的特点，这正是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人才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当前，需要加快转变为质量型、能力型、开放型、专业化的教育发展方式和理念，使教育充分符合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1．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由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变

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总量规模不足（见图5-5），而是教育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现有教育发展方式带有规模型的突出特点，各类教育都存在追求人才培养数量的现象。单纯从规模上看，我国近年来培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稳居全球第一。一些领域的研究生教育还出现盲目扩张“大跃进”现象，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内涵发展和效益提高，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专业设置跟不上经济社会转型对人才的需求，导致大学生综合素质、技能水平与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就业难”问题也就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加快推进教育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例如：（1）深化招生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范围，让一部分学校、一部分学科专业从统考统招中分离出来；（2）坚持就业导向，改革专业设置制度，保障学生掌握实际应用技能，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3）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指标，改变目前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体系，不断优化师资结构，引进高技能教师，提高师资力量。

图5-5　2000—2014年普通本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2．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由考试型向能力型转变

早在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被确定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长远方针。然而，多年过去了，应试教育实际上仍然占主导位置，“考试成绩分数”和“升学率”仍然是评价学生和老师的“指挥棒”和“硬指标”。“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高考动员口号，让很多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探求未知的热情淹没在应试教育中，师生成为分数的“奴隶”。“学渣班”“陪读村”等现象的出现就是应试教育下的“怪蛋”：学校将成绩最差的学生“分配到最差的教室，配备代课老师”，被称为“学渣班”；城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学校附近出现了陪读村，家长能更好地监督孩子学习……这种以“分数”为指挥棒、以“灌输知识”为主要职能的应试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评价机制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扭曲了育人本位，如不转变，就很难实现素质教育破题。

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由考试型向能力型转变是社会方方面面期待的一件大事，需要尽快采取综合性举措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例如：推进办学机制创新，构建以职业发展和就业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根据专业能力培养的要求，提高实践课程比重；推进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尊重学生对学科专业设置和选择的意愿，实现政府、高校、教师、学生和市场在专业学科设置上的权力共享；^[44]鼓励大型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举办人才培养和职工培训融为一体，产教、科教融合发展，专业特色明显的特色学院。

3．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大学生毕业后的“二次回炉”，反映出长期以来高校封闭型教育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的深层次问题。高校的封闭性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教学模式等多个方面。例如，我国高校专业建设更多是以学科自身逻辑发展和学校需要为依据，而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为主要依据，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专业设置制度严重限制了专业种类的扩展。特别是在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下，封闭型的专业设置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人才需求，难以改变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改变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问题，关键在于打破“象牙塔”式的封闭型教育模式，打通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政府与学校、学习与创业互联互通的通道；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向高校放权，让教育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例如，推广部分省市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经验，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累积与转换制度，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休学创业的，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为其提供保留学籍休学创业机会。

4．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由行政化向专业化转变

教育不“去行政化”，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近年来，国家把推进以高校为重点的“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但从现实情况看，公办教育机构的行政化程度在一些方面有强化趋势，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控制教育资源配置。比如，职称评定标准主要由行政权力部门制定。公办教育的行政化也延伸到民办教育，突出表现在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缺失，其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收费等权力多置于行政权力束缚下。又如招生，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民办学校划定招生区域、招生人数、录取标准、招生时间等，民办学校的招生与公办学校一同“被规范”。

这就需要理顺政府和学校、公办与民办、学校内部行政与学术等关系，必须加快破除教育行政化，以“公益性、专业性和独立性”为导向改革公共教育机构，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形成专业、高效的教育执行系统。

（二）加快推进教育“去行政化”

以行政化取代、淡化专业化不仅抑制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还带来了学术腐败的问题。尊重教育规律，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推行专家治校，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破除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性矛盾的重要一环。

1．教育“去行政化”能够克服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病

（1）实现专家治校。行政要求标准统一、整齐划一，如此才便于管理，但这就使全国学校低水平同质化严重。按照做学术的规律指导教育，解决培养不出来大师的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的“百花齐放”。

（2）避免教育贪腐。解决一些学校领导挪用公款、学校基建贪污、招生人学受贿等教育贪腐行为。防止一些老师不安心教书，到处“走穴”挣外快，杜绝学术腐败、学风败坏。

（3）提高学校领导对自身职责的忠诚度。没有了行政级别，他们才能心无旁骛，对专业负责，对教育事业本身专注，而不需要通过走关系谋取提拔。

2．完善学校内部法人治理结构

（1）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教育“去行政化”，关键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首先是取消校长的“官帽”。扩大地方校长公选试点，对于所有通过公选上任的校长，取消行政级别；探索校长职级制，推行“专家型校长”，让教育家办教育，实现“校长岗位专业化”；在任命校长时，取消级别称谓。

（2）建立健全高校理事会。建立普通高等院校理事会，优化人员构成；探索建立独立理事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加强社会合作、扩大决策民主、争取办学资源、接受社会监督等方面的作用。

（3）保障学术委员会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逐步形成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相对独立行使。建立完善对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行为的认定程序和办法，维护良好的学术氛围。

（4）建立校务公开制度。完善各类信息公开制度，重点加大高校在招生考试、财务资产及收费、人事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服务、学位和学科、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力度，保障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监督。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准确回应师生和社会关切。

3．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20世纪中期，美国斯坦福大学从平庸迅速崛起为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这一转变源于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决定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近千亩校园土地廉价租给新兴企业和研究所使用。就是这样一个决定，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命运。可以说，这一案例是高校自主办学、通过运作自身财产和经费，成功地将学术和教育的逻辑与企业和市场的逻辑深度融合的典型，不仅斯坦福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和高科技研发方面获益不可估量，也使得美国高科技发展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一是要扩大和落实高校自主招生权，二是要扩大高校专业设置权，三是要扩大高校岗位设置管理自主权，四是要扩大高校财产经费管理自主权。

4．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政府应该改变把学校当作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改变“统、包、管”模式。对于基础教育，政府教育部门应当明确主要职责：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人，解决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素质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二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不能直接干预学校办学，不适当用行政权力搞劳民伤财的评比等。

对于高等教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放在宏观管理方面，主要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监督学校的质量等。政府需要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直接分配资源等，否则，学校会为了获得资源，只对上负责，而不对学生负责。

（三）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多元评价的良性体系，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1．市场应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长期以来，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教育资源存量、增量不足，使用效率低下，也带来学校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懒惰意识。

以两个现象为例。第一，近年来我国放宽了教育领域的市场准人，但教育领域仍存在较多的行政管制，尤其是高端教育市场，造成大量教育消费外流现象。如今，留学的趋势已经从大学和高中蔓延到小学，低龄留学已然成为新风尚。根据国内最大的家长社区家长帮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者图谱》调研结果，45.7%的受访家长希望将孩子送去留学。^[45]第二，教育改革滞后，导致民办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对民办教育管制过多是导致近年来民办教育社会投人降低、学校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2．扩大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也不例外，应当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以促进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扩大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教育资源配置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政府“确保底线、维护公平”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市场办学的积极性，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消费需求。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学校间相互竞争，提高办学质量，不仅能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还能促使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创新创造能力，释放人才红利。

3．转变政府管教育的理念

当前，教育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与教育理念的滞后直接相关。“十三五”，有效履行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重在实现教育理念的五个转变：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重点管高校向保基本、促公平转变，由重点抓学历教育向抓国民教育转变，由重点管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能否解放思想，转变教育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第二次改革的前景，决定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成败，也决定着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型升级的进程。

【注释】

[1]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国家统计局网，2016年1月19日。

[2]蔡昉：《对“人口红利”的几点认识》，《经济日报》，2015年6月18日。

[3]《五年，从“人口红利期”到“人才红利期”》，《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1日。

[4]蔡昉：《全要素生产率可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北京日报》，2015年11月23日。

[5]高龄社会，即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8%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

[6]就业促进司：《2015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2015年7月15日。

[7]刘少华：《全球价值链上游：中国企业来了！越发高端“走出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4日。

[8]朱劲松：《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与城市化率实证研究》，《商业时代》2010年第14期。

[9]迟福林：《转型升级需要深化教育改革》，《经济参考报》，2015年6月5日。

[10]王昌林：《支撑7%的产业发展新动力》，《光明日报》，2015年8月7日。

[11]《亚健康管理与儿童健康管理有望作为最热门职业》，《北京晨报》，2014年8月28日。

[12]曹婷：《人才成为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瓶颈》，《经济参考报》，2015年9月17日。

[13]马文普：《“一带一路”战略需培养专业化国际人才》，《中国企业报》，2015年7月27日。

[14]李韶文：《高端人才短缺制约服务外包升级》，《国际商报》，2014年5月30日。

[15]社科院：《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第一财经》，2014年12月25日。

[16]迟福林：《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十三五”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思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17]尹蔚民：《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经济日报》，2015年12月14日。

[18]李兰：《缓解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刻不容缓》，《经济参考报》，2015年3月5日。

[19]《互联网至2025年将为中国创造4600万就业岗位》，中国日报网，2014年2月9日。

[20]《2015毕业生想来北上广深就业的少了实际签约数不低》，《羊城晚报》，2015年6月12日。

[21]麦可思研究院：《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2]王学力：《提高我国技术工人待遇推动“中国制造2025”》，《中国劳动保障报》，2015年11月1日。

[23]尹蔚民：《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经济日报》，2015年12月14日。

[24]阎婧祎：《中国大学的同质化现象分析及对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25]杜玉波：《高等教育要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24日。

[26]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育部网，2015年10月13日。

[27]朱永新：《为民办教育创造公平友好的制度环境》，《河南教育（基教版）》2014年第10期。

[28]周小华：《把民办高校纳人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长沙晚报》，2015年3月8日。

[29]迟福林：《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十三五”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思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30]王志英：《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途径探讨》，《现代企业教育》2014年第16期。

[31]迟福林：《“十二五”时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出矛盾与主要任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32]《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2015年7月30日。

[33]《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50万》，《北京晚报》，2015年3月23日。

[34]阙明坤：《以供给侧改革促民办教育消费升级》，《人民政协报》，2015年12月9日。

[35]《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持续增长两国均受益》，中国日报网，2014年9月30日。

[36]吴霓：《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特点、问题及未来趋势——基于统计数据和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37]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2015年7月30日。

[38]程莹，张美云，俎媛媛：《中国重点高校国际化发展状况的数据调查与统计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39]《学位含金量和汉语成为来华留学最大障碍》，《留学》2015年第32期。

[40]迟福林：《转型闯关——“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

[41]深圳市老龄办：《顶层设计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中国社会工作》2013年第7期。

[42]迟福林：《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十三五”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思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43]甄学军：《教育开放现状与展望》，《开放导报》2014年第2期。

[44]赵应生，钟秉林，洪煜：《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

[45]《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者图谱：低龄留学渐成风向》，腾讯教育网，201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