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机理

(一)绿色金融的形成机制

荷兰学者Marcel Jeucken对绿色金融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他认为,金融机构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抵制(defensive)、规避(preventive)、积极(offensive)和可持续(sustainable)。事实上,从世界金融发展史来看,绿色金融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共识的条件下,金融界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投资风险的规避以及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而对自身发展定位的转型,其形成有复杂的动力机制。从利益主体来看,在绿色金融活动中涉及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相关主体,正是基于各自不同的责任、义务和利益追求才促成绿色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下面以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为例,探讨绿色金融的形成机制。

1.政府对资源环境的规制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政府具有保护资源环境的责任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义务,需要对经济活动中的资源环境进行一定规制。而绿色转型发展,其中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而微观上企业的发展行为就决定着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没有资金的支持很多企业就无法运行直到最后倒闭。许多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的所谓“两高一剩”企业之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失灵,很重要一点就是有银行资金的支持。而银行本身是一种逐利型社会主体,追求高经济回报是其最重要的经营动力之一,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的强制约束,现阶段单凭银行的社会责任意识很难遏制银行的逐利冲动。这就需要政府对银行的经营投资行为作出明确约束,如规定银行在贷款给企业时必须评估贷款项目的环境影响,审核贷款企业的环保方案,否则有权拒绝贷款。如果贷款,一旦发生由于环保方面造成的损失,后果自负。这样就促使银行在经营投资上自觉加强对贷款企业的环保评估、审核和监督,并基于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调整贷款发放方向,监督企业的环保行为。这样,从整个社会范围看,“两高一剩”企业就应得不到相关贷款而逐渐消亡,而能生存下来的企业由于受到来自银行的环保审核与监督,环保水平逐渐提升,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逐渐减少,也促进整个社会的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好转。

另一方面,政府对环境友好型产业的金融支持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环保技术水平,并大大提高了绿色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现阶段,许多环境友好型产业都是幼稚型产业,面临技术不完善、资金不充足双重约束。如果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给予优惠贷款,就可以解决其资金短缺的难题,并通过资金困境问题的缓解优化其他资源如人才、设备等配置,从而攻克技术难题。这样就促进了环保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和环保科技的进步,从而优化了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并增强了环保科技力量。

2.金融机构对投资风险的规避

对于商业性银行而言,谋利是其最主要的动机,而企业是银行最主要的贷款主体,是其最重要的客户。从利益联结上看,银行与企业是利益共同体。企业利润报酬高、报酬稳定,就意味着向其放款的银行有更多的利润分享空间,有更稳定的报酬;反之,则相反。正是基于这点,在国家把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加强资源与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时,势必压缩污染型企业的发展空间,要求企业加大环保支出和提高环保水平。这也势必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负担,影响企业的利润回报率,进而也增加了银行业的投资风险。例如,对污染严重的“两高一剩”企业而言,可能面临着停业整改、环保处罚甚至直接关闭的风险。无论哪一种处理方案,都直接影响贷款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利润回报,进而也影响了给其放款的银行业的本金回收和利润报酬,一旦贷款企业宣布破产倒闭就意味着银行业的本息无收,这大大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是污染严重程度一般的企业,在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其环保支出成本也是不能忽略的一块。而环保支出成本势必也影响了企业投资回报率,由此影响了银行业的本息获得。况且,对一些资源采掘业的企业而言,高污染不仅使其面临直接被淘汰和关闭的风险,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储量消耗和资源枯竭期的更快到来,一旦资源枯竭,资源型企业就需要转产。而资源采掘业本身就是资金与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与银行业可以说是联结共生关系,资源型地区一般是资源型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不甚发达,资源型企业的退出或者转产,对当地银行业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作为本身就追求高利润回报的银行业在选择贷款对象时不能不考虑企业的环境风险对其利润率的影响,绿色金融是其规避投资风险的明智选择。

反过来,金融业给企业的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资金保障,不仅有助于降低金融业本身的投资风险,而且还开辟了投资新领域。首先,环保节能是世界发展大势所趋,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投资方向由于与国家的战略方向一致,更容易获得来自国家等有关方面的政策支持。其次,节能环保方向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发展成本,并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资金回报率,同样也有利于与之合作的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随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不断攀升,而减少能源等原材料的消耗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原材料的支出成本,而且也有利于减少企业的环保支出。另外,由于节能环保型技术进步而生产出来的节能环保型产品在市场上也更受欢迎,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这对企业同样是一个利好因素。再次,环保产业已然成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投资型环保产业更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产业,是传统金融业发展的新方向。总之,关注投资中的环境影响,监督企业的环保行为和选择有发展前景的环保企业,是金融业本身规避环境风险、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

3.公众对企业环保责任的监督

在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情况下,政府一般赋予社会公众较高的环境权,其中包括环境知情权和环境监督权,公众除了可以直接监督企业的环保行为外,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督促企业的环保行为。如,银行的贷款大部分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企业不负环境责任的发展行为将直接影响公众的生活质量,那么银行对贷款企业进行的环保行为审核除了是为自身规避投资风险外还为公众履行了有条件的(主要是环保责任)贷款资格监督义务,督促企业履行应该承担的环保责任。再如,在绿色证券中,企业上市融资需要报告自身的环保行为及其效果,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拒绝上市。总之,绿色金融为公众监督企业的环保责任提供了一个有效窗口。

4.企业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突破

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和金融机构进行环保贷款审核的条件下,企业不顾资源环境影响的传统粗放型生产模式面临困境:一方面直接使企业自身的发展难以持续,如粗放型生产消耗大量原材料,增加资源性产品原材料支出成本,削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粗放型生产还增加废物排放量,加大环保支出成本甚至面临被勒令关闭的风险;粗放型生产使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影响销量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粗放型生产模式恶化了企业的外在生存环境,如面临政府越来越严厉的环保政策压力,金融机构担忧企业的环保风险而不愿意提供贷款或风险担保,而公众由于厌弃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而进行投诉或拒绝购买其产品或股票等。但是,企业如果进行绿色转型生产则是一种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虽然短期内进行绿色转型生产会对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从长期看却是利多弊少:首先,是企业原材料成本和环保支出成本的直接下降;其次,是改善了企业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环境,如来自政府的环保压力少了,金融机构更有信心为其提供贷款或风险担保,社会公众认可了其环保行为更愿意购买其产品或股票;再次,是依靠了技术进步的内涵型发展模式,使产品质量提升,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由此,企业最终的理性选择是走上绿色转型发展道路,而绿色转型道路又改善了企业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一种“绿色转型发展—内外条件好转—生存环境改善—绿色转型发展”的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对整个社会而言,它促进了产业结构的绿色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集约化(见图7-1)。

图7-1　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形成机制

在图7-1中,首先是政府的环境规制,它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资经营中承担一定环境责任,这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环保审核;政府同时也赋予社会公众一定的环保监督权力,使公众有权力、有机会通过一定渠道监督企业的环保行为;在环境规制里,政府也要求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并综合法律、经济、行政、科技、文化等手段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而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传统的高污染粗放生产模式,另一种是环保的节约型绿色生产模式。前者使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并恶化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的关系,发展前景堪忧;而后者经过短期的调整适应后,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产品竞争力提升,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社会公众的关系改善,整个生存环境趋向好转,企业最终走上绿色发展道路,并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二)绿色金融的作用机理

1.环保自觉与矫正市场失灵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企业进行环保治理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正因如此,许多企业想方设法逃避环保行为。而启动了绿色金融制度后,由于贷款、担保、上市等融资行为需要进行环保审核,提供环保证明等,这就使许多企业不得不主动进行环境治理,从而避免了生产过程中企业获利、社区受害、政府埋单的市场失灵现象。

2.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的绿色化需要大量的先进环保技术作支撑,而环保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虽然具有环保、节能、减排、低碳等优点,但它往往是一种不尽成熟的新技术,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和提供一定物质支撑保障,其中资金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绿色金融对环保技术、环保项目、环保产业的倾斜,能使绿色产业加快发展并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这有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绿色化。

3.内部治理与治理效率改善

虽然征缴资源税、排污费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企业对环境的治理。但这属于外部治理,具有一定的补救性质,更多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污染排放难以准确测量、绿色税费本身的设计缺陷而难以对企业的污染进行有效遏制。而完善资源环境产权理论能消除不利的环境行为,但由于资源环境产权本身的开放性和外部性,在实际的微观个体行为中其交易成本极其高昂,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实施。从根本上说,更有效的环境治理需要首先从微观的经济主体内部进行治理,只有真正从内部抑制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污染排放冲动才能从源头上根治污染的产生。而绿色金融,一方面通过融资的环境审核提高了企业治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给节能、治污、减排等环保行为一定的金融支持,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污染的产生,提高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4.环保监督与全民环保文化

金融机构的投资资产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储蓄或投资,而金融机构在投资行为中加强对企业的环保审核,实际上也是对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负责,这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对金融机构的认同感和合作意识,形成绿色居民储蓄和绿色社会投资基金。德国的“生态银行”、英国的“绿色选择账户”、日本的绿色投资基金等,就是社会成员基于环保自愿和环保追求而形成的绿色金融机构。并且,在现代的绿色金融制度中,由不少企业选择定期、主动向社会公布其环境治理报告,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有利于激发全民的环保热情,形成全民积极参与环保的社会文化。如日本金融界倡导的“日本负社会责任的投资”,就是全民环保文化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