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面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构成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文献的内容之一。我们将在本章发展一个修改的厂商模型，将价格双轨制纳入传统的生产理论，从产业组织方面来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释。但是在这之前，作为现有理论的一个代表，我们提供了一个由杰佛逊、罗斯基和诺顿等人发展起来的动态理论，该理论为中国局部工业改革中形成的竞争性环境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而且从现有理论文献看来，这种动态学几乎成了对中国工业改革绩效的唯一解释，尽管存在着其他变种。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大爆炸”改革方式的支持者们来说，中国工业部门在过渡初期的经历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没有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没有广泛的私有化运动，为什么工业部门获得了戏剧性的增长？国有部门的增长或许更是一个谜。事实上，如果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那么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增长恐怕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中国改革后工业增长的这个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习惯于将中国的过渡经历与经典市场模式和标准过渡模式简单地加以对比。如果我们从现实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标准假设出发来寻求中国工业增长的内在机理和逻辑，中国工业增长之谜可能就未必存在。另一个可能性是，观察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的静态方式与动态方式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谜”往往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所谓静态的观察方式是指，它过分注意观察工业增长的条件而忽视增长的过程，把工业部门的增长视为具备增长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而动态观察方式则是指，它把增长视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持的累积过程。采用静态的观察方式，我们就会不断提问，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部门在缺乏增长的必要条件时却增长得如此迅速？为什么国有工业部门在没有私有化以及破产威胁的前提下对改革后的工业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像杰佛逊、罗斯基（1994）以及诺顿（Naughton，1994c）那样，采用动态的观察方式，就会发现，看上去并不具备标准增长条件的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实际上却由于局部改革而进入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与相互加强的“良性循环”过程。可以设想这个过程是一个制度变革、技术革新和经济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和互相支援的累积过程，尤其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在各种具有不同的技术能力和制度约束的生产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良性循环从“市场准入”开始，在局部改革中增加了进入产品市场的企业数目，更多的竞争减少了企业利润，进而破坏了各级政府的收入基础。这些财务困难的产生反过来又推动着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制度创新，产生降低成本的压力。政府设法缓解收入约束，以及企业努力革新和降低成本，导致了新一轮的市场取向的制度变革的内在压力和可能性。在中国，一轮接着一轮的局部改革积累成技术结构、行为方式以及经济实绩的显著变化，影响着每一类企业，包括老式国有企业在内（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Jefferson and Rawski，1994；Naughton，1994c）。
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在《中国工业的内在革新、竞争和产权改革模型》一文中更加明确地发展了一个动态理论模型。他们把中国的工业改革处理为一个良性循环的积累过程，从制度结构的局部改革开始，放松管制在产品市场上引致了激烈的竞争，竞争降低了企业的赢利能力，产生了诱导企业技术革新和体制上进行进一步改革的财务压力。具体地说，这个动态模型基于以下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观察：
1.中国的生产企业具有多种类型，它们是不完全一样的。有传统的国有企业，有城市集体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也有私人企业，还有与外商合资或外商独资的企业。[8]
2.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技术装备水平、成本结构以及受到政府控制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用坐标（T，I）表示每类企业的技术水平（T）和制度约束或政府控制的程度（I），并且假定数字越小越理想的话，那么根据杰佛逊和罗斯基的判断，各种不同的企业类型将形成如表6.7所示的排序。
表6.7 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制度约束的排序
资料来源：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
3.改革前，中国的产品市场是被人为分割的，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构筑了进入市场的强大壁垒，限制了竞争。所以，一旦放松了市场准入的种种政策性限制，几乎每一类产品的生产都迅速出现许多竞争者。与苏联不同，放松管制在中国导致的是竞争而不是垄断。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指出：
一旦开始放松管制，便从四个来源产生了竞争压力。农村工业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已广为发展，但是大部分局限于将当地材料加工为当地买主需要的产品。几百个县和几千个生产大队的企业家领导人作好准备利用放松管制，进入他们向往多年的市场。在30年中央计划下没有大规模工业投资的中国南方各省利用新的开放政策促进工业增长，借助于来自华侨的资本、技术和商业接触，大多数华侨的祖先来自南方沿海各省。国防的转变将强大的新伙伴引进一些民用行业。最后，中国在大多数省份建设完整的国有工业体系的长期政策提供了现成的竞争源（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第50页）。
4.改革前，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它们所管辖的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或税收。特别是，由于市场准入的行政壁垒的保护，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和税收其实只是一种“准租”而已。因此，随着放松管制，以及80年代财政体制的分权化与契约化（财政包干）改革，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即使按照校正后的财政收入概念来计算，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34.8%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到1991年，这个比例仅为18.4%（见表6.8）。
表6.8 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1991）
注：这里的财政收入数字不同于官方统计的数字，而是扣除了政府借款并加上了财政补贴数字之后计算而得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在以上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要试图弄清楚的是，什么原因使局部的制度结构的调整能转化为经济绩效的一步步改善。在杰佛逊和罗斯基的分析框架里，中国局部改革的动态发展被处理为企业和政府双方对由局部改革（放松管制）引起的一系列不平衡的连锁反应所作出的被动的回应过程。要把这个回应过程构造出来，我们首先需要利用杰佛逊和罗斯基的企业间梯度分类学（仍见表6.7）。这个分类试图构造一个关于中国各类企业在技术能力和制度约束方面的梯度结构，用它可以说明局部的放松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对中国工业系统所产生的成本压力和财务压力是不均质的，而是按梯度传导的。梯度传导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不断进化，技术能力普遍提高，生产充满活力。这个梯度理论确实有点像国际产品周期和产品质量梯度扩散的思想（Vernon，1966；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先进国家的企业依靠技术革新来维持其高成本的生产活动，而低成本的后进国家的企业则不断复制前者的技术和产品，争夺其市场份额，先进国家的企业再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来报复，竞争不断进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活动在两类企业之间积极地发展着。
如果把中国改革后的企业体系视为类似表6.7那样的梯度体系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结构，上端是外资企业，然后依次是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人（家庭）企业。如果这里典型地以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例，我们发现这个梯度能很好地代表中国工业部门的企业类型及其相应的技术能力与制度约束的差异。外资企业具有优越的技术水平，但工资费用和生产成本当属最高；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逊色，但国有企业又比乡镇企业的工资费用与生产成本高。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个梯度里，成本的水平与技术的水平同向变动。这意味着，对成本的承受能力与技术能力反向变动，技术水平高的，对成本压力的承受能力反而弱。所以，一旦出现市场竞争，成本的压力便开始起作用。外资企业的成本劣势迫使它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通过技术优势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持其高成本的生产；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则试图复制外资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在它们当中，乡镇企业由于成本优势必然成为成功的模仿者，而国有企业则往往处于失利地位。
然而，在企业间的梯度理论中，正是国有企业的失利推动了局部改革过程中的“良性循环”的开始，把局部的改革转化为经济绩效的不断改善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可以由下面几个“连锁反应”构成：
1.实施局部改革措施，放松管制，减少进入市场的壁垒，对不同企业意味着不同的机会，它所产生的成本压力推动着技术在工业企业梯度系统中自上而下传导，加速国内产品周期。
2.改革措施的影响使各类企业间工业资源和产品市场的现存分割边界趋于不稳定，工业品市场中竞争加强。
3.竞争的加强减少了进入市场的障碍和市场分割导致的准租金流量。在微观上，赢利能力的减弱和机会的减少限制了一些企业工资和奖金的增长，一些企业甚至陷入亏损地位。利润减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各级政府收入的增长。
4.企业对财务压力作出反应：改组运作，提高利润；争取政府补贴或官方干预以恢复初始财务状况；争取进一步放松管制，便于追逐利润。
5.政府也对减少财政收入在总产值中的份额和使财政收入在各地区和各级政府间分配不稳定的财政压力作出反应。官员们面对互相冲突的企业要求，有些企业要求更多自主和放松管制，有的企业寻求保护，免受早期局部改革的不利影响。
6.国有企业和政府被财务压力诱导出来的反应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进入市场的障碍和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又进一步加强竞争；进一步减少准租金；驱动企业进行更多的改革；驱动政府进行更多的改革。这些变化驱动着新一轮技术进步、生产性努力和新一轮的改革。
在上述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虽然国有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操纵政治杠杆，寻求政府保护，追逐政策性租金（如软贷款、财政补贴等），但是政府财政收入在改革过程中每况愈下的处境在客观上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寻租”能力，尽管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仍没有中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对经济绩效的改善确实是一个由自主的“放权让利”到不断被诱导出来的过程。
表6.9给出了杰佛逊和罗斯基利用世界银行的样本资料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行为和绩效变化的计量结果。他们发现，在改革以来的头10年，国有企业的毛利润与企业的留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见表6.9中的第1行）；企业的人均收益（工资加奖金）水平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具有十分敏感的正相关关系（参见表6.9中的第2—4行）。表6.9中的最后一行的计量结果表明，在1984—1990年，企业的投资对企业的留利十分敏感。这表明，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企业开始把赢利能力与生产能力的扩张联系起来了，这个结论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次被提到（如Morris and liu，1993）。
表6.9 国有企业行为的测量结果（1980—1990）
注：根据900个样本国有企业计量而得；最后一项结果的估计区间为1984—1990年，估计方程为：
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还用1990年的数据，以下列回归方程进一步检验了竞争和国有企业效率之间的联系：
R2=0.32，观察值496个
其中，Q/L是劳动生产率，K/L是资本劳动比率，NK/K是企业持有非工业资本的比例。COMP和PCOMP是对竞争的不同度量——前者是对企业主要产品的需求弹性的估计量，后者是企业对面对的竞争压力的评估。结果表明，竞争压力是驱动企业改善效率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因素。
他们还利用1984—1989年纺织（tx）、电子（el）和设备（eq）工业80个国有企业的调查数据来进一步考察企业对赢利能力下降的反应。他们估计了滞后利润（PRO（-1））在每一个行业中对新产品占总产值的份额（NPS）的影响：
他们认为，虽然这须回归的拟合优度不佳，但结果值得注意，赢利与新产品份额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相关，其结论意味着，竞争和赢利率下降使国有企业也倾向于开发新产品或压缩没有赢利能力的产品。
现在让我们引用杰佛逊和罗斯基的一段话作为对他们的动态理论的小结：
詹姆士·布坎南强调，一个市场之所以成为竞争市场不靠假设或结构，而是在影响行为的制度出现之后逐步变为竞争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规则得到确立。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应集中探讨这个“变化过程”。对研究社会主义改革而言，这个方向似乎很合适。中国的渐进的和局部的工业改革道路不是少数上层官员确定的。工业改革是从数以万计的企业和百万计的行政人员、经理和工人作出的一系列决策中演化出来的。改革过程参加者数目很大而且时间很长，给人们以充分时间评价不同方案和重新考虑他们的初始见解，终于形成了一个拥护市场导向改革的群体，这比任何官方宣言所能产生的改革远为强大（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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