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作了重新界定。
（一）关于人的行为动机的假定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内在联系，制度是人类行为所要求和创造的。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
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动机方面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假定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第二个假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范式的假定。
（1）诺思的认识：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哈耶克也有相似的观点，见其《致命的自负》）。
（2）威廉姆森把理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8页。]
（3）人的有限理性是制度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的有限理性使得每个人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要模型也就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别和制度规则上的差别。
（4）“有限理性”与“不完全信息”的关系：西蒙认为人类要求获取信息之原动力乃是人类灵魂深处渴望更好地与他们的世界打交道的企求。这里存在一个信息悖论（information paradox）。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因为信息的价值不可能在获得它之前得到评估。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陷阱，它使信息搜寻成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信息的搜寻。信息成本一旦发生，那就是沉没成本（sunk cost）。
在现实世界中，信息还具有不对称的特征。所谓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等。
信息不对称分事先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事先的信息不对称就是“隐藏行动”，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已被称为“道德风险”。
（三）人的机会主义倾向（opportunism）的假定
1.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主要有
新古典经济学是分析交易双方在一种确定的环境下、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确实能增进社会福利。
新制度经济学所分析的是交易双方在一种不确定的环境下、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和结果要复杂得多。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就特别强调制度、法律、产权及组织治理结构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2.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
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在经济交易中，行为不确定的根源就在于投机。由这个假设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推论：如果交易——合约双方仅仅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那么未来的风险是很大的（威廉姆森）。
损人利己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追求私利的时候，“附带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如化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环境。这是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讨论的外部性问题。
另一类损人利己的行为则纯粹是“人为的”、“故意的”，纯粹是以损人利己为手段来为自己谋利，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偷窃”和“欺骗”。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并没有界限分明地划为两类（道德高尚与自私自利）。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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