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5.3.1　FDI与技术进步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种重要性直接体现为导致一个国家技术进步。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后者具体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一个国家的TFP提高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了，能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提高TFP的具体方式有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就是一种能提高TFP的主要方式。

经济学家通过研究生产函数发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的概念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体现的。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①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②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增加都可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各要素投入的简单相加。投入的资本、劳动等要素，其作用能否完全发挥出来，还必须考虑到技术路径的选择、资源的配置、技术革新、组织、制度、企业家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是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的补充，这些在劳动和资本要素以外对经济和产出增长起作用的要素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来概括。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由于时间变化而引起产出的增加部分，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根据以往的研究实践，这里采用的是Cobb-Douglas的带有时间因素的生产函数。

式中：Y表示产量，在计量模型中用地区总产值代替，K表示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用地区从业人员总数代替，ακ表示资本产出弹性，αL表示劳动产出弹性，A表示初始的技术水平，t表示模型中的时间因素。

模型的数据说明：浙江和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从业人员人数都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两省的资本存量来源于张军等（2004）估算出来的各省际资本存量中的浙江和广东两省的数据^[7]，其中的资本存量是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所以对来源于资料汇编的地区生产总值，也以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利用所得到的广东的数据，对①式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时间t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而且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学定义。所以，在这里去掉时间因素进行重新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用广东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

　　　ln（Y/L）＝－0.824+0.672ln（K/L）　　　②

t＝－38.285　　t＝28.411　　R²＝0.990

通过②式回归，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是aK＝0.672，劳动的产出弹性是aL＝1－0.672＝0.328。

用浙江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

　　　ln（Y/L）＝－0.738+0.638ln（K/L）　　　③

t＝－37.808　　　t＝34.116　　R²＝0.993

通过③式回归，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是aK＝0.638，劳动的产出弹性是aL＝1－0.638＝0.362。

再根据①式，得到

以此计算广东和浙江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5.16所示。

表5.16　1986—2004浙江和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

图5.5　1986—2004年广东和浙江TFP的趋势图

从图5.5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高于广东。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技术进步对产出的推动作用，浙江在这方面要优于广东。FDI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随着FDI的引进，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下面我们将用不同的方法阐述两者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在浙江和广东的具体表现。

（二）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结合相关的文献，对于FDI与技术进步，提出如下的实证模型^[8]：

TFP_t＝β₀+β₁lnpergdp_t－1+β₂total_t+β₃fdi_t+ε_t

式中：lnpergdp是人均实际GDP的水平（顺次滞后TFP一期取自然对数）；total、f di是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FDI占GDP的比重。分别来自于广东和浙江1986—2004年的整理后的数据。

把广东和浙江的数据分别代入上式作回归得到表5.17的结果。

表5.17　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注：^*表示在1%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表示在5%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表示在10%水平上拒绝零假设，空白表示接受零假设。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五年汇编》整理。

根据回归方程得出，不管广东还是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对TFP在广东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浙江这种负向影响不显著。由于两个回归方程的R²都不是很高，广东只有0.536，浙江的只有0.806，拟合度不高，回归结果比较粗糙。

2.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图形分析

广东的技术进步与FDI的趋势比较：

从图5.6的对比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FDI的引进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贡献不大，虽然FDI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长，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呈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FDI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中，劳动和资本对于产出的贡献很大，而技术的贡献减少。1990—1992年这一段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出现正的增长，而这一段时期，FDI占GDP的比例也是提高最快的时期。FDI带来的技术增长效应是明显的，1993年以后，随着FDI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呈现负增长。21世纪以后，FDI占GDP的比例仍然下降，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已经呈现正增长。广东已经提高了引进外资质量，虽然在引进外资规模的增量上有所减少，但是带来了技术的不断进步。

图5.6　广东技术进步与FDI趋势比较

1988年，国务院决定把广东作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省政府决定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1991年，国家科委批准在广东建立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广东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一时期的投资项目中，不仅以生产性投资项目为主，而且已经发展为生产性投资项目占绝对优势，投资结构趋于合理。投资项目中的大中型项目增加，投资项目质量进一步提高，单项利用外资的规模增大，兴建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纷纷登陆广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以及交通、电讯、金融业，进一步改善了广东的投资环境。从图5.6可看出，在这段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较快。

1993年后，广东外资引进处于调整阶段。为适应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国家对各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向国际惯例接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外资企业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从合同金额上看都有所下降，但投资质量大大提高，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增加，引进外资档次大幅度提高。这可在图5.6看出，引进的FDI占GDP的比列在缩小，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在1993—1999年继续呈现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其又恢复了正增长。

浙江的技术进步与FDI的趋势比较：

图5.7　浙江技术进步与FDI的趋势比较

从图5.7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FDI的引进对浙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贡献不大，虽然FDI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长，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呈现负增长，主要原因与广东省是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虽然增长有快有慢，但是都是呈现正增长。而外资的引进在这段时间也飞速增长，FDI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这段时间FDI的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现正相关。FDI占GDP的比例在经历了1993年的高比例后，1994、1995年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随之回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负增长，而FDI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21世纪初叶，FDI占GDP的比例又开始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不断提高，二者呈现正相关。

浙江和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21世纪之前呈现共同特点，就是在1992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广东在1993到1999年，浙江在1994年到1999年，都出现了负增长率，而这段时期两省的FDI引进是在不断增加的。

本章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到有正有负的作用，即在不同的时间段，产生完全相反的溢出效应。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可以从技术外溢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来解释。技术外溢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外溢效应产生的直接途径，它包括跨国公司直接的技术转让、与当地企业的前后向联系、示范和模仿效应等。另一种是技术外溢效应产生的间接途径，即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先进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的引进以及竞争机制等间接途径带动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这两种途径，外商直接投资在向我国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向我国溢出了先进和成熟的技术，促进了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而另一方面，本章通过回归方程和图形实证结果显示：1992年后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和广东技术进步的影响力下降了。根据Kokko（1994）的研究，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相对较简单和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东道国企业难以消化吸收，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不明显。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内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的差距问题或许是广东在1993年，浙江在1994年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提高却带来负的技术外溢效应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外资和内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溢出效益的益处又开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