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框架初探（代总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框架初探（代总序）

纳麒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对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而言，只算得上“弹指一挥间”。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三十年，中国步入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快车道。三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太多太多的辉煌，既包含了实践的伟大创造，更体现着理论的不断创新。三十年的辉煌，承载了近百年来先驱者们艰辛探索的历史积淀，更承载着当代中国人走向未来的坚定信心和美好希冀。

一、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清朝以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一直保持和代表着世界文明的先进水平。中国的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唐代，中国更是以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政治的清明与稳定，文化的先进与发达，社会的和谐与安康为特征的国势强盛而为世界人民所推崇和向往，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文明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和重心。清王朝时期的“康乾盛世”，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在屈辱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中华民族陷入了灾难的深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率先有力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他把这一口号作为他和他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奋斗纲领，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摧毁了古老帝国的政治架构，开始了现代国家的建设。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一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结论，这就从道路问题上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理解，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由两个不间断的过程组成：其一，由共产党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政权的力量继续推动又一场新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构想一直走到了1978年。这期间，中国人民有过1949年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和喜悦；有过1956年底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欢欣与鼓舞；有过尔后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和奉献；也有过接下来长达十多年的各类运动和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奉献了太多太多的激情和艰辛，从中也收获了遭受挫折后沉甸甸的教训与经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来没有放弃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从来没有停止通向伟大复兴的道路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一路走到今天。

二、从教条而又经验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历史必然性的选择。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历史让我们缴足了“学费”。

197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我们走上了一条教条而又经验式的道路。在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我们教条式地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和“计划”的结论，忽视了马克思的结论是对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理论概括，忽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设起点上的社会主义，忽视了中国社会状况的特殊性，把需要经过长期建设和发展过程才能实现的目标放在过程的起点上欲加实现，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后的建设走上了脱离中国生产力水平，超越中国社会现实的道路。

在“公有”与“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又犯下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亦即照搬革命经验搞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革命党时的革命实践，主要表现为战争实践；另一类是作为执政党后的执政实践，主要表现为建设实践（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两类实践在性质和特点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时间上却是相互连接的，加之两类实践活动的领导主体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两个实践和主体角色转换的历史时刻，人们无暇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观念更新、技能培养，甚至来不及脱下军装，承载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便匆匆从战争指挥员转变为建设的领导者，从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这种转变往往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于是，以革命党的理论指导实践，以战争的经验指导建设的现象发生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根本理论和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理论和方法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战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打败了敌人，夺取了国家政权。靠阶级斗争夺得了政权，难道就不可以靠阶级斗争去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吗？于是，在两个实践转换的关键时刻发生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把战争的理论和经验移植到执政实践中来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2]“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3]也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指导，“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思想和推动方式。

制度安排上的教条主义与建设方式上的经验主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个根本特征是“非均衡性”，它的着力点是“革命”，亦即阶级斗争、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生产”即经济建设是在“抓革命”的前提下来推动的。虽然，人们也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也曾以全民动员的方式（这也是移植人民战争经验的一个表现）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建设高潮，也曾有过骄人的成果，然而，当“革命”和“生产”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人们宁愿放弃和牺牲“生产”也要确保“革命”，于是，不断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客观上冲击了生产，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情形发展到了极致，干脆停工停产“闹革命”。此时人们崇尚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念，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非均衡性”特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总量低、品种少、商品严重匮乏，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的衰退，一方面促成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另一方面预示着充满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的传统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现实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此时的党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两个凡是”^[4]的思想；另一种声音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中央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反映到社会层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的理论大讨论。邓小平同志支持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大讨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体理论观点切入，直指“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最终拓展为席卷全国民众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人们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区，从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就为中国发展之路的重新选择、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和“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作出了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的果断决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战略；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全面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邓小平同志全面设计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一条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行之路。这条道路使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而且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的生活水平，各种物资匮乏的短缺经济已经让位于相对繁荣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很大进步。对此，不但国内各民族群众有着切身体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全世界的华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朋友、政要都有目共睹。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步目标，到2020年用二十年的时间实现经济总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目标，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显然，不经过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想“一步登天”是做不到的。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奋斗目标，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所希望的强国富民的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几千年来先人们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的真正实现之路。

三、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定位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一路辉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无时无刻不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和创新的足迹，这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淀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认真回顾了29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全面总结和概括了29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伟大成果，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这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成为党的十七大的又一个伟大理论创新。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又包含着与各自相对应的两组分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有必要搞清楚这两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包括制度、道路、理论等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基本内涵明确归结为一面旗帜、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作为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就是一条道路；作为思想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就是一种理论；作为引领的航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就是一面旗帜。道路、理论、旗帜，三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规定。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实为一种涵盖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从实践探索方面来说，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探索方面来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当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较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个侧重于内容的宏观概念。我们说坚持社会主义，更多的是讲所要做的事情必须符合社会主义要求，侧重从宏观和内容上来对我们做的事情进行规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侧重于方式和手段，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含内容的方式、手段。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讲什么东西要去做，而怎么去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一个内容和手段的关系。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理论概括，涵盖了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构建这个理论体系，除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核心外，还必须分门别类去研究概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形成理论概括，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宏大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则有着其特殊的内涵，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实现的理论体系，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的手段理论、路径理论之总和。换言之，当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和必由之路的时候，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要解决的就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是关于目标实现手段的理论系统，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具有涵盖关系又彼此区别的一对概念范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路径选择，它基本的思想基础是由毛泽东奠定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内含了“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确立，使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摆脱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干扰。教条主义是抓住普遍原理，生搬硬套本本，不顾中国实际，在党的历史上曾经造成很大的危害。经验主义是强调中国某些局部的特殊性，把特殊性夸大到了理论的高度，否定了理论的普遍性。毛泽东同志提出“相结合”的理论，从思想方法上根本性地解决了战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正是这个“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使得党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同样，这个“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也为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探索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好，其最深层的思想方法，就是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一旦偏离它就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出现过的极“左”思潮就源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僵硬地套在中国的实践中。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整个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一种僵硬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对这样一些思想和做法进行清算，唯一依靠的思想方法就是“相结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无法获得存在和发展，也无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同志奠定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做过有益的探索。但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并没有主宰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而恰好是另外一种思想在主宰着这种进程。

真正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也正是坚持以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确定了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路线，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召开的二十九年间，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化，对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也在不断地加强，从而形成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由毛泽东奠定思想基础，由邓小平开启航程，之后经过第三代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日臻成熟，成为中国面向未来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要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基本理论开始，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宗教、民族、国防等具体的领域。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来逐渐完成。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的手段理论、路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胡锦涛同志2007年的“6·25”讲话里已作了明确的阐释。十七大报告开篇又从“十七大主题”的角度对它做了充分论述，概括起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在“6·25”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是和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理论基础。

从邓小平理论本身的理论倾向、理论特质来讲，它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质是有差异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建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基础上，因此其理论特质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尽管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也有过很多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没有超越或者说没有突破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理论的这个基本特质。时代主题的差异性，带来了理论指向的差异性。邓小平理论就其理论特质而言，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造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因此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理论基础。这样说并非否定了“相结合”这一思想方法的连续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进行了科学定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解决了执政党怎样执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于怎么办的理论，它和邓小平理论一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理论基础。

第二，解放思想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法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外，还要坚持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法宝或者叫思维方式，就是解放思想，它规定了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怎样的精神状态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向前进的思想动力。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带来我们改革开放实践的启动，没有思想解放更不会有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和巨大成果的产生。改革开放都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随时会碰到无法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不断解放思想，这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的思想法宝。

第三，改革开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解决的是我们对内对外的行动方法，即在实际中怎么办。没有改革，我们无法调整我们自身来和世界融为一体，没有办法突破陈旧的束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新路；没有开放，我们孤芳自赏，我们无法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进步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因此，改革和开放成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双翼。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机制，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行动原则。要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原则。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特质，侧重于解决怎么发展的问题，即发展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科学发展观最早提出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强调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对内对外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的时候，中央提出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不能搞单边突进，搞单边突进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为了效益不顾公平，为了经济不顾生态、不顾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思考发展目的和方式是不是出问题了，发展的战略方向是不是出问题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原则的指导下，走上了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第五，社会和谐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追求。或者说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社会绝对和谐了。和谐社会只能是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是一个相对的动态和谐的过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和谐总是具体的、相对的，而这种具体的、相对的社会和谐又会随着实践的推移被打破，从而开始走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新的社会和谐。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表达。

第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任务。我们有了大目标，有了战略原则，现在要干什么？就是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任务。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里面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邓小平同志在勾画中国发展蓝图时讲到的。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它。实现全面小康以后怎么办？我们再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使中国作为一个十分强盛的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全面小康目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任务，不解决它，就无法实现我们中长期的任务。

第七，加强党的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保障。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相互规定、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规定性，呼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坚持社会主义又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共产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主要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源于自身。因此，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性质不改变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政治保证。

上述七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正是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们回答了面向未来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行动原则以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