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过程的实施策略性激励

在制度适用性和责任推进性的基础上，EPR最终的激励性落实在实施的层面上。在EPR下，生产者无论承担何种责任模式，都必然追求经济有效性。生产者是市场机制中的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者的任何经营活动和责任担当都会受到成本收益结构的约束。EPR的实施过程由上溯机制与下衍机制共同构成，其间必将引发新的成本与收益。

生产者实施EPR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资源管理环节因物质减量化而带来的资源输入的减少;资产管理环节因循环利用而带来的循环再生品的市场收益，或者由此减少的源头输入的费用;以及作用于废物管理环节的废物处理量减少而带来的效益。

生产者实施EPR的成本贯穿于上溯与下衍机制的整个过程。在上溯机制中，价值链下游的环境责任实施状况对上游产品设计环节的反馈必然引发逆向的信息流，这构成了大量信息成本的来源，也是EPR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另外，产品设计意味着基于环境责任的研发投入，而这属于技术成本的范畴。在下衍过程中，新的产品设计常常要求新的产品体系、技术流程与之相配套，从而导致流程再造的费用，这里既包含了价值链技术改造带来的技术成本，也包含不同责任模式下，生产者与各利益相关群体相互沟通协作而带来的信息、决策、监督等交易成本。

在现实条件下，生产者承担环境责任的收益与成本首先将被放置在收支平衡点下加以测度。一旦成本超越了收支平衡点，EPR责任就成为生产者的额外负担，即便生产者出于强烈的企业社会责任仍然坚持EPR责任，这种坚持也会受到生产者经济可持续性的强力挑战，当成本的累积最后超过生产者盈余的存量时，EPR责任将沦为空谈。

而在EPR的推进过程中，生产者还会不断权衡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变化趋势，当增加的责任使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生产者将失去进一步实施EPR的经济动因;反之，当增加的责任导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生产者则会受到经济激励而更多地承担EPR责任。

当然，即便在收益大于成本，同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良好经济状况下，生产者仍然有足够强的动机来优化EPR责任的成本收益结构，不断提升赢利空间，不断强化经济有效性。经济有效性始终对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者形成持久激励。成本收益结构越有利，实施EPR的激励性越强。经济有效性是EPR激励中的策略性激励要素，实施策略性激励以提高经济有效性为激励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