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轶闻拾遗

黄炎培先生轶闻拾遗

黄京得^[1]

小时候，常听前辈们提到奎公公（黄炎培先生的家称）和职教社，但不知怎么回事。“文革”中，黄炎培的名字淹没在红海洋中，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开大会，工宣队说：“上海出了三个坏人，一个是陈云，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黄炎培。”听后吓得我一身冷汗，心想我们家又要雪上添霜了，因为邻居们都知道我家与黄炎培有亲戚关系啊。“文革”后，黄炎培的名字渐渐提得多了，但真正全面了解这位可敬的先辈，还是在我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后。

一、祖父与黄炎培先生的关系

我祖父黄镇东，又名黄震培，是黄炎培先生的堂弟，出生及其青年时代，都是在川沙内史第中。先生自幼丧父^[2]，由两位叔叔共同扶助生活，因此听祖父说，青少年时代，他们朝夕相处，一起成长。到了暮年，还时时念及彼此的生活习惯。譬如，祖父熟知先生自小爱吃家乡的糕点，在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还备料自制，托人带给先生品尝。

浦东的上川公司（经营贯通上海川沙的小火车）是当年黄炎培先生发起建造的一项利民工程。解放后，凡涉及上川公司的事务，均由祖父代先生操办。

二、父亲跟随先生办职教学校

我父亲黄清士，青年求学期间得到先生的呵护，听说父亲的好几位老师均是先生推荐的。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回家乡川沙修编县志，带了父亲同行，二十几天里，他聆听了先生的教诲，感悟了先生办事的严谨及对家乡的一颗赤诚之心。

大学毕业后，父亲立志跟着先生办职教，先是在先生办的中华职业进修学校（在今太原路）当普通教职员，后受先生委托，在万航渡路办了一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任校长。解放后，这所学校改为上海建东中学，父亲是第一任校长。

至今我家居住的房子，当年曾是中华职业进修学校的学生宿舍，后窗面对另一条弄堂。听老邻居说，新中国成立前，进步学生遭当局追捕，就从后窗逃出，让追捕者扑了个空。

父亲学的是国文，专长是古诗词研究，与黄炎培先生的趣味十分相合，因此两人很谈得来。“文革”后，很多研究先生诗词文章的学者遇到问题，常来我家请教父亲。记得80年代，川沙县城规划建一座公园，园中很多亭台楼阁之名取自于黄炎培先生的诗句，但取名者不清楚诗句的出处，故来向父亲求教，父亲借此讲了很多的背景故事。

母亲曾跟我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炎培先生赴北京后，曾欲邀父亲北上当他的秘书，但父亲没有应邀。我想，如果应邀成行，那么我家的生活之路也许会是另一种情况了。

80年代后，父亲是中华职教社上海分社复社后的第一届社务委员，他还为市社手书了社名牌。

三、孩提时与先生的三次相见

我曾见过黄炎培先生三次。第一次大约在1957年前后，祖父因骨折动手术，先生正好到上海来，听人说起后，即上我家探望。那天来前，市委统战部先派人来告知，家人为了迎接先生，把门口的垃圾箱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下午，两辆轿车驶来，孩子们都围了上去。先生进我家，祖父要把藤躺椅让给他，他却不要，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这一次给我这个7岁儿童的印象是，他面容慈祥温和，讲话语速很慢。

第二次是时隔不久，全家一起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去，原来上海各界举行一个聚会，欢迎远道而来的先生。那天很热闹，大家争相上前与他打招呼，有些长者手拿陈旧的相片，指认自己是其中的某某人。直到最后，先生才来到上海亲属桌旁，问了一些人的近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较长的时间，详细询问了一位那天未到场、家境最为窘迫的亲属的情况，神情很凝重。

第三次是60年代初期，先生又一次来到上海，单独约请沪上的几位弟妹相见。祖父要带我一起去，但因学校上课时间，要请假，父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但祖父执意。于是我跟随家人来到锦江饭店，这是最近距离、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先生。

中午与先生一起吃饭，他已经忘了刚才介绍过的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又问我是谁的儿子啊。告诉之后，他用浓重的浦东口音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一场家宴，让我很奇怪：放了一桌的菜，先生不吃，只吃了一个布丁蛋糕，及专门为他烧的一盆豆腐。事后问祖父，他告诉我：“奎公公年轻时去过澳洲，看到当地宰牛的场面，很痛心。回国后，立志从此不再吃有生命动物的肉，只食素。”唔，原来是这么回事。

四、先生的人品始终激励着我

黄炎培先生一生关注民生，务实办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出于对民族对社稷的一份责任感，国难当头，他挺身仗义；社会腐败，他掏心直言。家可破碎，子可分离，官可不当，利可淡薄，但金的人格，千钧难撼。

先生的伟岸人生及身后人们对他的崇敬，将激励我们后辈立志做一个清白正直、淡泊名利的人。

【注释】

[1]作者：徐汇中华职教社社务委员。

[2]据后文黄14岁丧母17岁丧父。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