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性是什么意思

1．1　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代际相关性进行的科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生物遗传学和心理学的相关探讨

从其整体的探索范围和发展历史来看，人类智慧对个人成就与其家庭背景之间关系的思考源远流长。各个宗教关于应该如何面对现世命运的解说，其实就包含了对个体该如何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出身所带来的不同命运的思索；而显赫家族的诞生及其后代的命运演变，以及平民出身而通过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故事，更是文学领域长盛不衰的话题，围绕此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品2。

但是，这些思考都是比较间接、零散和形而上的，对代际相关性的直接科学研究，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生物遗传学和心理学的相关探讨。英国著名的博学家Francis Galton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他首次运用调查数据和统计计量的方法，对“能力的可遗传性（inheritability of ability）”进行了专门分析。

通过对英国历史上法律、政治、商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400名左右杰出者（illustrious men）及其血缘亲属的统计分析，Galton发现较普通人群，这些杰出者的亲属中明显有更多的杰出者4，基于此，他认为能力的遗传性是很强的（“Genius was hereditary”，Galton，1869）。更为重要的是，Galton还首创了相关性概念和回归方法，对包括力量、眼睛颜色、性格脾性等多个方面的代际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开创了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并首次提出了“先天禀赋与后天环境（nature and nurture）”之分的研究思路（Galton，1889）。

虽然Galton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推理在今日看来较为粗糙5，他把个人成功和个体特征都归于生物遗传的结论，以及基于此而建立的“优生学”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为首个运用数据和科学方法对代际相关性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仍不愧为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奠基者。

1．2　社会科学领域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专门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专著的出现为诞生标志

在Galton的上述分析之后，不同学科对代际相关性的关注点开始出现差异。生物遗传学和心理学继续关注个人体质和性格特征的可遗传性，而社会科学则把注意力转到了个体的经济社会特征上。由于具有社会结构与分层的理论研究基础，社会学者们最先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Sorokin（1927）首创了社会流动的概念体系，并使用量化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标志着社会流动作为当代社会学领域中专门研究方向的出现6。

Sorokin首先指出，社会流动是“个体在社会空间内的移动（shifting of individuals within social space）”，可以从经济、职业和政治这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他接着从多个方面对社会流动进行了分类：从发生原因上看，包括个人自身社会阶层的变化（exchange mobility），以及某个阶层整体社会地位的变化（structural mobility）；从流动方向上看，包括“水平流动（horizontal social mobility or shifting）”和“垂直流动（vertical social mobility or shifting）”，后者又进一步分为“向上流动（ascending or social climbing）”和“向下流动（descending or social sinking）”，并可以从“深度（intensiveness，个人发生垂直流动的程度）”和“广度（generality，发生垂直流动的人数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并且，根据这两者的不同，可以把社会分为开放型（open，plastic，penetrable，or mobile）和封闭型（absolutely closed，rigid，impenetrable，or immobile）两种。最后，Sorokin指出，现实社会都在完全流动和完全不流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动，虽然一般认为民主国家的社会流动性会较大，但是这一命题并未得到现实的完全证实。

从其文中的表述和相关内容看，Sorokin所指的流动性以代际社会流动为主，同时也包含了代内流动性的部分内容，作者把其统称为社会地位的变化，并未进行严格区分。上述分析为后续的社会流动性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这些概念仍是当前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基础。

1．3　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出现和发展，深植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制度和文化观念的演变

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出现，既受到上述生物遗传学和统计计量学等学术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的变革密不可分。由家庭出身来决定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曾是近代以前人类社会的普遍制度安排。一方面，农业主导的经济体中社会流动渠道很少，农业经济依赖于人和土地的联合生产，本身就对人口的稳定性具有较高要求；另一方面，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也与当时强调“接受与忍耐”的宗教和主流文化相符7。

然而，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农业经济开始向工业和服务经济转变，各种需要教育和培训积累的专业性职业不断增加，从而使得传统农业社会中“子承父业”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基于个人教育和能力的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所替代。同时，伴随着文艺复兴，“自由、平等与公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对现世生活的重视，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都要求降低家庭出身对个人成就的影响，这就为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