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流动性

3．1　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急迫任务

在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中实现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这是当代世界的共同价值追求，而中国经济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又有其独特之处：伴随着旧经济体制和新市场制度之间的交替，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之间摩擦不断，在全球经济发展和不确定性中，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在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大国，甚至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 4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信心减弱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了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长期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也正在受到严峻挑战。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世界经济低迷和贸易摩擦不断的情况下走向萎缩，由国内财政体制、官员考核机制和政府本身的盈利冲动所带来的地方政府投资虽然大幅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区域产业同构、破坏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债务等一系列问题。而经济增长的另一大推动力——居民消费，却因工资份额长期偏低、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难以繁荣。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急迫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城乡分割、行业垄断、要素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滞后等问题，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Ravallion and Chen（2007），Benjamin等（2010）等的计算，从1981年到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上升至0．45；而根据联合国在2011年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0．52，在19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四，远高于一般设定的警戒线0．4。收入分配和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正在逐渐超越经济增长，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3．2　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巨大的人口数量，要把这一特征转化为优势，就必须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高效率的人力资源匹配机制。倘若能够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从对出口贸易和物质投资的依赖转向对人本身潜力的开发，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健康增长源泉，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5，并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产业升级和持续增长。如上文所述，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不仅会带来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还会通过激励机制和匹配机制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这正是有效利用我国人口优势的必要前提。

其次，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还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动态格局，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压力。截面收入差距反映了收入分配的静态方面，然而，两个社会即使具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对家庭背景依赖程度的不同也将使其在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意义上有巨大区别：个人天赋与努力程度差异所带来的适当收入差距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激励机制，而且也不会导致公众强烈的再分配愿望和不幸福感（Piketty，1995；Benabou and Ok，2001；何立新和潘春阳，2010）；家庭背景差异等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不均才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予以减少和消除的，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正是改善收入分配动态格局和机会平等程度的重要途径。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子代福利的重视，以及“望子成龙”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前所未有的加强，更加强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做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弱势家庭的子代也有很大希望走出贫困和实现成功，这种对子代投资有效性的预期，将大大提高贫困家庭对当期收入差距的忍耐程度和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反之，倘若个人成就过大地依赖于家庭背景，导致普通民众对子代成功的希望丧失，那么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甚至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并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的发展命运。

3．3　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

“贫、富、官、垄”等各个方面的“二代”现象已是网络的热议话题，社会大众对收入代际传承的关注和不满随处可见。《人民日报》在2010 年9月和2011年3月连续两次就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发表专门社评，分别以“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为题，直指中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固化。

同时，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问及“您觉得哪些因素对现实就业影响较大”时，被提及频率最高的是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所占比例分别高达67%和52%），远高于学历、能力和经历等其他选项。而麦可思数据针对2009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较管理阶层的子代，农民和农民工子女虽然高考分数上高于前者（分别为576分和561分6），但是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显著低于前者（分别为2 223元和2 704元）；而且，在问及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时，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更多地选择了“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管理阶层的子代则更多选择了“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可见，由于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和权力寻租等诸多原因，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正在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