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虽然旧的国家机器完全打碎了，但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和没有官吏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战争要求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行政管理也要求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敬业的公职人员队伍。旧的官僚机构被摧毁了，但从此摆脱任何官僚组织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列宁后来无奈地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都付诸实施了，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自下而上的工人监督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很快就暴露出不少矛盾:一方面，工人们在革命的激励下不满足于仅仅只起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家不愿意接受监督，引起冲突，结果往往是工人把企业主和工厂的领导人赶走，宣布把工厂收归国有。布哈林说过，这实质上不是国有化，而是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的工人对企业的无组织占领。旧的工厂领导人离开了岗位，而工人中却不可能立即培养出内行的、具有足够威信和有较强组织能力的领导人;原有的劳动纪律瓦解了，但并没有立即建立起新的、适应工业化要求的劳动纪律。有些工人错误地理解“公有制”和“主人”的概念。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在一份手稿中写道:“一个女工向我们申诉，说她因为给自己剪了一块衣料而被解雇了。她说，‘难道这也不行吗?我们是主人嘛!家里要用工具，厂里有锉刀呀，有什么不好拿的呢?’一个女工来到我这里说，她们今天不上班。我问她‘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大家都有一大堆家务事要做，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就决定:今天不上班。’可见，管理问题多么重要!”^[1]

1918年春天，列宁果断地决定对党的工作重点进行战略性转移，即从“赤卫队进攻资本”转到加强管理和加紧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18年3月23—28日期间，列宁口授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经过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争论之后，一致通过了列宁的建设纲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真理报》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列宁在此文指出，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首要的任务是夺取俄国，而现在的任务则是从经济上管理国家: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提出“当前的总的口号”是: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列宁认为不能再依靠“赤卫队式”的进攻，形势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改变。列宁主张用“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通过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明确地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以上说明，列宁在1918年春天已经破除了原来关于建立公社式国家的设想，纠正了片面强调自下而上的工人监督和集体管理体制，而开始探索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二次探索。与原来的设想相比，其新内容与新特点主要有:

第一，放慢剥夺剥夺者的速度，对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列宁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3]

第二，在生产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4]

第三，企业从集体管理制向一长制过渡。列宁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5]列宁认为，需要把发扬民主同铁的劳动纪律结合起来，“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这个“领导者”还可能是“资产阶级专家”^[6]。

第四，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转向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1918年3月3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为了对国有企业实施领导，按各工业部门设立中央管理局，在各州设州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可向每个大型国有企业委派技术厂长和行政厂长。同年6月2日，列宁在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中强调:“共产主义要求全国大生产的最高度的集中。”^[7]

列宁关于党的工作重点战略性转移的方针遭到了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左派共产主义者”是1918年1月因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而在俄共(布)党内成立的一个带极左倾向的集团，核心人物有布哈林(他后来转变为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领悟深刻，主张通过市场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和约签定后，他们并没有改变观点。他们有自己的完整的纲领;有派别中心，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有派别报刊，先是《共产主义者》报，后改为《共产主义者》杂志。他们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要求撕毁和约，进行“革命战争”，并对大会的决议投了弃权票。1918年4月20日，他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反对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阐述的方针。

布哈林(1888—1938)，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除了对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外，还分析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病因和病根。但是，即使在争论很激烈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哈林是忠实的，但深深陷入了‘左派愚蠢主义’”，“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一的分歧是令人惋惜的”。在列宁的热情帮助下，布哈林终于“坦率而公开地”承认自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1918年5月，布哈林回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同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由“占据最‘左’位置”的奥新斯基代表其派别发表声明，表示承认错误，同意党的方针政策。从此，“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正式宣告解散。在以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成为列宁思想的忠实捍卫者^[8]。列宁后来在讲到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第二次探索性设想的缺陷时，坦诚地承认:“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9]

【注释】

[1]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5]同上书，第144页。

[6]同上书，第181页。

[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

[8]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第149页。

[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