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初步探索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提出的某些原则或设想，也不能完全套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实践中逐步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自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整体发展模式、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成果。这些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9.3.1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1800年英、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的水平。这表明，新中国既未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起点水平，也未达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水平。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提出的某些原则或设想，也不能完全套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实践中逐步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整体发展模式、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成果。这些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之初，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在许多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形式和特点这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之外，中国在其他方面基本因袭了苏联的一些经验，从而初步确立起了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初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及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引发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开始重新考察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与成败得失，解放了长期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打破了神化主义。这对于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情况决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1956年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局势，使毛泽东决定不循旧迹，不同凡响，有所创新。加之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易于摆脱对他国经验的迷信。总之，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重大思想命题。在这以后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毛泽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既勇于进取，提出了至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正确论断；又不时地受到历史羁绊，出现了不少失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失误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从而开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锻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9.3.2　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初步成果主要有：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构想过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列宁基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实践，曾萌生过社会主义是多级发展的思想。

对此问题，毛泽东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1955年10月，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会有缺点的，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分阶段。次年11月，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始终运动，共产主义社会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期间，他还提出了区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1958年的大跃进犯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会要100年甚至更长，这一可贵的探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但是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各国共产党人亟需解决的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课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都未能够从思想理论上予以全面解决。那么，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被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科学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泽东彻底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基本上相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4]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仍然是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系统中，应当牢牢地抓住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决定的因素和最关键性的环节。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还是初步的，对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提供的方法也是原则性的，但它的理论贡献，无疑超过了其前辈和同代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开路辟径，更为我们今天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的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原则。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占据突出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总题目”。指出对待敌我矛盾，应当采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即说服教育的方法和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般公式，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问题。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3年他解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并开始设想分两步达成这一宏愿。周恩来据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即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分两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思想基本符合中国实际，顺乎世界潮流，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9.3.3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和理论概括，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外交思想和执政党建设思想等，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考。毛泽东在1956年初先后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他梳理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将其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在党内多次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欧与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西欧在产业革命后走出的第一条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早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中国决不许走上这条两极分化的痛苦道路。苏联的各种教训中，突出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为鉴戒，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1956年6月，周恩来、陈云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根据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基于此，党的八大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了要注意在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认为，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这个规律就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他在主张计划经济的同时，还提出现阶段的中国还不能废除商品经济的思想。陈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以及市场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他认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产品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就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这一思想开始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认为苏联过于中央集权，地方没有机动权和自主性。陈云在八大后主持体制改革工作，提出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工矿企业内部工人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他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认为鞍钢创造了一套不同于苏联权威的“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经验，其中特别肯定了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

再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设想，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思考。1945年夏，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向毛泽东询问中共如何摆脱“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建国后，毛泽东高度警惕共产党执政后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而腐化变质的危险性，同时又坚定地认为，向题可以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得到解决。防止党腐化和脱离群众不仅要靠党的先进性建设，还需要有人民民主监督。毛泽东还继承了列宁关于发展民主是根治官僚主义最重要途径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提出并区别了大民主与小民主等践行民主的形式。但由于毛泽东后来认为民主似乎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忽视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民主生活的完善。这样，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借助其他一些非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加重，毛泽东开始把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民主搬到社会政治舞台，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遭受挫折。

中共八大就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了系统阐述，提出依法办事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为此，必须要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加强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加速推进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复次，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毛泽东高度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16]，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的组织纪律相结合的原则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内容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性原则。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有本民族的特性，应是中西文化结合基础上的更高品质的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最后，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原则。毛泽东一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党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一律平等，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一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由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7]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这种战略划分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路。这种划分使中国外交政策建立在更稳妥的现实基础上，使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

“三个世界”的理论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二者为中国外交工作所提供的新的战略性指导，为改善和发展同美、苏以及西欧、日本等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依据，从而打破了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外交上的坚冰。邓小平在1978年9月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8]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还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一些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