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化的制度要求

4．5．1从技术推进层面看经济进化的制度要求

1．Tmac和Tmic的驱动力差异

对于经济增长问题，各学派经济学家普通强调促进技术创新、优化结构等(T、φ(T))，分歧主要在制度范畴(So、μ(So))。不妨以此共识为起点，通过分析模型各变量的性质及相互作用关系，探讨促进N增长的经济进化的制度要求，即符合一定条件下实现max(N)目标的制度要求。回顾式4-9的分析，NH首先取决于Tmac的发展水平，而Tmic进步主要是将此逐步地、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由于N≤NH，所以max(N)必须考虑max(NH)的要求。

Mokyr(1990)［211］认为，Tmic往往是社会经济(简单地说就是供求原理)驱动的有意识提高或探寻结果，其演化像生物生态学中的拉马克进化过程;Tmac却未必遵循这些规律，不是一些动机的必然反应，而更像来自于灵感和运气。本书认为，Tmac不是纯粹的偶然结果，而是类似演化经济学中的“新奇的涌现”，在偶然中有必然性，并且越大的范围和时空跨度上这种必然性越显著。由此再结合统一增长理论的观点(Galor，2000，2005)［53-54］，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力资本规模越大、普遍教育水平越高、知识越广泛地共享，就越利于Tmac涌现。也就是说，式4-4中的x发展得越好，越有利于促进Tmac进步。

然而，式4-3才直接体现着经济(供求原理)驱动的逻辑，追求的是max(xK)。从现实来看，虽然xK与x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二者的根本性质完全不同，分别追求“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甚至在式4-3中将用人的发展的L部分视为成本而会尽力压缩。也就是说，Tmac和Tmic的驱动力不同。

2．和Tmic的驱动力差异，带来So选择上的一个两难问题

从技术推进层面说，由于Tmac和Tmic的驱动力不同，导致在制度选择上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非公产权和市场化，通常认为这符合Tmic的要求，如主流经济学所强调;但这却未必利于Tmac的进步，因为这种So强调独占权而非共享。为此，Davis和North (1971)［218］提出，制度设计的任务在于为创新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机制，既保持足够私人刺激以鼓励创新，又保持足够公有性促进技术广泛应用。

这是个积极的观点，但Davis和North对公有性的理解，主要立足于应用的共享而非创新的要求，未区分Tmac、Tmic及二者驱动力的差别。厂商有可能合作开发、共享一些技术知识。但是，科技水平发展到今天，Tmac性质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极高，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成功，这就决定了他们在Tmac投入上相对保守。在Tmac发展上，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许多新技术经常首先出现在军工等类似领域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国家，即使名义上一些此类领域是由私人部门在做，而实际上财政对此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撑，而且由此产生的垄断利润也为这些私人部门占有，而财政资金的来源却需要全社会承担。因此，这种安排形式仍是更有利于xK的积累增长，而未必是更利于x的增长。并且，Tmac有极强正外部性，而任何独占形式都对此外部性都会有所抑制。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又为什么能够长期走在科技前沿呢?除了物力基础和技术起点，这主要与先发优势下的人才聚集效应有关。西方国家的科技人才移民政策一般都是很积极的，凭借其研究条件和待遇的吸引，从世界各国进行人才抽血，从而维持其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而未必是需要立足于有利x增长从而推动其Tmac的发展。而且，由于其制度形式又符合经济驱动Tmic的要求，在某种意义说，甚至由此克服了制度安排上的两难。然而，从全世界范畴来看，这种制度形式未必符合x的增长要求，从而在总体上制约人类的Tmac更快涌现，也由此导致全球的NH只能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N相对较快发展，从而在较短的历史过程中就逼近了NH，进而受NH约束又会导致N增长也迟缓下来。不过，这可以长期保持先发国家的在位优势和先发优势，从而也就成为既有制度形式的坚定维护者，即使这有损于人类的整体福祉和长期发展也在所不顾。

综上可见，从max(NH)的一般要求看，随着T本身的发展，维护创新的公有权就越来越重要，这里体现着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一种内在要求。当然，也要有对私人创新的保护与激励，毕竟大量Tmic创新主要由市场主体完成，由此才能有N增长的具体实现。因此，在此可能难以简单地说公有或私有哪个更好，而应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来加以综合考量^[6]。

4．5．2从饱和负载规模增长本身出发看经济进化的制度要求

1．So平等性差异对N的影响

式4-4体现着经济进化即N内生增长的基本逻辑，不妨由此出发来进一步探讨max(N)的制度要求。在式4-4中，x为体现了广义劳动力再生产要求的人口情况状态变量，k为增长率或出生率，d为淘汰率或死亡率。那么，在特定的NR、T条件下，就会有相应的合格劳动力标准，其再生产过程也就有相应最低消耗要求Ac;如果收入达不到该水平，则无法有效支持相应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从导致而“死亡”或“淘汰”增多。

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So，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不同，那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参数k、d的水平。如图4-2所示，两曲线分别为So1、So2的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Ac线以下对应“淘汰”水平，有d1＞d2。对于增长率(或出生率)k，讨论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以上才能进行劳动力再生产，同理可得k1＜k2。当然，实际的劳动力再生产状况是由d与k共同决定，无疑有d1/k1＞d2/k2。

将式4-4改写成Logistic方程的标准形式dx/dt=k·x·(N-x)，将发现在NR、T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种制度So1、So2条件下对应的Ni将不同:N1=N-d1/k1，N2=N-d2/k2;由于d1/k1＞d2/k2，必然有N1＜N2。也就是说，制度So越不平等、贫富分化越严重，则N越小!

图4-2　So1、So2的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

2．So影响N增长的复杂作用机理

由于N=NR·f(φ(Tmic)，μ(So))，而Tmic的拉马克进化过程是社会经济驱动的有意识探寻的结果，这似乎意味着So越强调经济驱动，N越大。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解释，这种So的核心是产权私有和市场化。

在此So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财富会呈现SOC幂律特征即长尾分布，对此帕累托早有发现。ThomasPiketty(2014)［22］的经验证据也表明，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和必然趋势。资本统治下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

但图4-2的逻辑揭示，贫富分化越严重，则N越小。这似乎是说，从不同视角出发会得出max(N)的不同制度要求，其实不然。这里既不是图4-2的逻辑有问题，也不是式4-9的N表达不成立，而是函数f(φ(Tmic)，μ(So))存在着一系列的复杂作用机理:第一，经济驱动是从动因层面促进Tmic进步，但却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驱动能力也必然受创新的预期投入回报水平影响。第二，Tmic的拉马克进化过程，同样依循CAS演化的一般性规律，具有概率论的大数法则特征，从而就必然受创新主体规模的影响。第三，过于偏重max(xK)为目的经济模式，会制约x增长，即抑制创新主体“人”的发展，进而又会抑制Tmic的进步。

现实的So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未能整合式4-3与式4-4，难以协调上述复杂机理，从而呈现矛盾作用:经济驱动Tmic;但x增长受影响，从而又抑制Tmic。这对矛盾作用，前者的道理简单易懂并广为宣扬，而后者的关键变量x被描述成要素禀赋，从而问题被掩盖。于是便可片面强调前者，将资本主义制度供上神坛。

4．5．3经济进化过程中动态的制度要求

那么，究竟这对矛盾作用的综合影响会如何呢?式4-4的N内生增长逻辑为此提供了一种理论判据，但更重要的是现实证据。

式4-4中的变量x是人作为一种生态种群的发展状态，因此必须注重其人口学意涵。若n低增长甚或负增长，往往d/k就大。如果图4-2的逻辑起主导作用，那么就应该是N增长乏力，从而制约经济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Galor (2005)［54］揭示，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人们倾向提高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这其实也是相应合格劳动力的要求，并转化为一种生存成本压力。在一些发达国家，即使基尼系数较小也可能n低增长。过高生存成本，实质仍是So问题，分配给L部分相对不足，即使基尼系数较小，也只是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不大。不平等So不利于x发展和经济增长，Galoretal．(2009)［57］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对于后发经济体，则未必体现以上情况。例如，我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贫富分化在加大，同时又在较长历史时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过，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出现经济增速下降，世行将此概括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则将此称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由此推论，So对N增长的影响机理是动态变迁的:当经济不发达、NH空间很大时，强调经济利益驱动Tmic，利于将潜在的NH转化成为现实的N增长。但随着待开发的NH空间逐步缩小，N增长受到越来越强的NH约束，技术创新变得更困难，创新成本上升，经济利益驱动的效果就会弱化^[7];与此同时，不平等So抑制x增长，从而抑制Tmac和NH发展，进一步加剧问题。

这也表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越高，So就应该越平等，当然也要包容经济驱动。So平等性的进步，是社会经济系统进化的主要标志，这种进化也就是“包容的全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全子都得到平等的尊重”^[8]。

经济进化的制度平等性要求，决定了So变迁的基本方向，但要实现之和找到具体的So形式都很难。复杂人性及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局限，决定了人在So选择上总体保守，变迁往往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这种“倒逼”往往以各种危机形式呈现，社会经济系统步入某种混沌状态，从而才有新So形式破茧而出的突变可能。但仅此又是不够的，还要形成足够的相应知识积累，涌现So“新物种”，找到具体的更高级So形式。否则，即使反复出现危机，也不过呈现为“历史周期率”形式。当然，即使这样，人类也会有不断的“试错”并由此积累经验，从而在曲折的发展中最终迎来某种质变。所以，还需进一步讨论两个范畴:一是危机问题，即经济均衡问题的危机理论部分;二是要探寻可能的So“新物种”及其具体形式，它应该体现经济进化和经济均衡的双重要求，必须要有现实可行性。总之，这种“倒逼”制度变迁的演化机理，也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或说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内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