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均衡的制度要求

经济均衡问题的经济生态学分析，揭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背后的深层本质——复杂系统普遍存在的N约束问题、积累耗散规律与SOC灾变机理等，由此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整合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当代观点^[16]。经济均衡的这一系列内在规律要求，实际上也反映和体现着相应层次的制度要求。

5．4．1SOC灾变机理反映的治理制度要求

社会经济系统的SOC灾变机理表明，市场机制的SO功能具有“自发秩序”和“自发失序”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市场交换将经济系统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进行资源配置，并形成相应秩序结构，即“涨落”导致“从无序自发形成有序聚集”。另一方面，它又会导致财富分布的SOC幂律特征即贫富分化，kd不断增长，发生“从有序的混沌边缘走向无序的混沌运动”，引起SOC灾变等。这两类作用都是市场机制SO功能所内在固有的动力机制，仅仅强调“自发秩序”或“自发失序”都是片面的。这就决定，在资源配置制度So4由市场主导的同时，还需要其他制度层次来抑制“自发失序”——这首先体现为治理制度So3层次的相应要求:治理制度不仅仅是保证市场运行的微观秩序，还要保证社会经济系统能基本维系在“混沌边缘”状态内的宏观秩序。

实际上，社会经济系统如同高等级生物一样，其复杂机体需要多层级的调节机制，既要有机体的体液调节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等等，又要有大脑等“中构神经系统”的调控作用。对于斯密型增长等层面，应更多靠自发秩序，这主要体现为市场的SO功能，类似生物机体的体液调节和周围神经系统作用等;对于政府等“中构神经系统”而言，属于“无为”范畴。但要保持经济系统整体有序运行，确定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发展方向，就必须发挥“中构神经系统”的作用，调控经济全子整体运行状态、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有为”。哈耶克曾以老子的“无为”思想说明其“自发秩序”，而不知“无为无不为”的实质。

还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强调政府“有为”，是因为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随着经济成熟度的提高而就可以更多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然而，纵观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史，政府从最初的“守夜人”到不断拓展职能范围，不仅出现了注重政府作用的北欧模式、德国模式等等，即使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政府职能也明显拓展，从而也才产生“政府失灵”的议题。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当局几乎无一不对经济领域进行一定的干预。正如生物演化，越低级的生物越依赖简单反射、本能反映，越高等生物越要发挥中构神经系统的作用。威尔伯(2009)［191］的AQAL模型也揭示，越高阶全子结构越复杂，维持系统稳定性的挑战越大，就越需要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至于发展中国家强调有为政府，本书“4．4．3”已分析，其实它面临着更复杂、严苛的竞争格局，而陈平(2004)［17］曾以生态学模型证明集体主义的种群更具竞争力。拉美国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带来了惨痛的教训。认为随着经济成熟而可以更多依靠“自发秩序”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退化。现代经济必须是“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的有机结合，既要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5．4．2积累耗散规律体现的根本制度要求

那么，是否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就可以解决问题呢?答案是仅此仍然不够，经济干预的局限就说明了这点。“政府之手”“市场之手”属So3、So4层次，根本制度So1、So2层次才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慢变量)，慢变量决定快变量，序参量主宰系统的运行与演化。So1最具根本性，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达到的认知水平和群体意识深度。显性的根本制度变迁主要是在So2层次，并以So1的相应发展为前提，例如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觉醒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就经济制度而言，So2变迁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发展，所有制或产权制度是其核心内容。

“资本的统治”是对现实So2情况的一种描述，正是这种So2决定经济活动必然偏重于积累，从而必然违背积累耗散规律，SOC灾变便不可避免。换言之，虽然市场的SO功能蕴含SOC灾变的动力机制，但这种机制显现是有条件的，如能够遵循积累耗散规律，系统就不会越过SOC临界。So3层次的再分配手段，虽然对资本积累与消费耗散进行调控，但往往带来资本与公权力博弈、影响主体积极性等负作用，有较高制度成本，且调控力度不易掌控。解铃还需系铃人，违背积累耗散规律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统治”，那么就应在So2层次取得某种突破，探寻更理想的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形式，让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能够自然遵循积累耗散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这种So2突破不是消灭资本，不是要否定xK积累的重要性，而是要纠正“傲慢全子”的病态:让资本回归其作为手段的自然位置，建立经济主体之间的更平等关系，经济活动回归服务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以x增长包容xK的积累要求，积累耗散自发地动态匹配。由此理顺经济系统运行机制，形成x增长、T进步和N内生增长的协调运动。

So1的发展是So2突破的前提，只有对有关规律及其制度要求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才谈得上相应制度变迁。由于许多规律或机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隐蔽地呈现，人们未必对其有充分认识，甚至还可能因为立场、成见等原因而故意忽略乃至歪曲。即使有所认识，也可能重“救急”而轻“治本”。例如，面对利润率压力往往会挤压V，甚至存在为此复辟更不平等So的现象，从而损害N增长、导致更严重的长期约束。为了满足生存、经济增长及应对危机等等的适应性要求，人们也会对制度作些修补或优化。但一定阶段后，则必须有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这要靠人类的反思和创造力，最终实现人文创制。否则，由于SOC灾变具幂律频谱特征，而非简单的周期性重复，如果问题长期积淀，就有可能导致灾变的量级发生跃变!如果问题留到那时，很难说人类可能面对怎样的演化分叉——尤其是在科技水平已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今天，更是亟需充分发挥人类理性的光辉，实现文化逻辑、社会组织原则的协同进化!

对规律及其制度要求有所认识后，找到并建立具体的So实现形式便成为问题关键。但人文创制很不容易，往往会历经长期的探索过程。对于未来的So2形式，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过“重建个人所有制”概念^[17]，不过语焉不详。对于这个命题应如何解释，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方向，但长期以来中外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结论(周宇、程恩富，2012［226］;彭富明，2012［227］)。我们发现，积累耗散规律体现的根本制度要求，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概念存在着相互启示，从而为创新设立某种新型So2形式带来希望，下章具体讨论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