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答案。主流观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素禀赋结构仍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基础和动因。如Sanyal和Jones（1982）把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加入要素禀赋理论,发现比较优势仍然是分工与贸易的基础。Dixit和Grossman（1982）,Jones和Kierzkowski（1990）,Arndt（1997）均指出生产过程分散化的动因主要是比较优势及规模报酬递增。产品生产的各个阶段按照各国要素禀赋优势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地区）,而规模报酬递增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工形式。

Grossman和Helpman（2002）认为,要素密集度差异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如果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实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则没有必要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持类似的观点还有Lall等（2004）,其指出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差异导致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差异,当要素成本优势足以抵消运输费用及交易费用时,全球价值链分工便有利可图。

国内学者卢锋（2004）认为,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仍具有影响作用,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力,运输费用的降低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可能。曾铮和张亚斌（2005）分析了要素结构、技术能力和分工迂回度变动后一个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变动情况,表明根据各国比较优势差异布局价值链环节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的基础。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降低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基础。如Arndt（1997）指出国家（地区）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某些贸易壁垒并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Kei-Mu Yi（2003）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解释接近70%的国际贸易增长,而国际运输成本和通信费用的降低则是国际工序分割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国内学者陈菲（2005）通过对服务外包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与人均GDP、服务成本、科技信息发展程度、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等因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徐康宁和王剑（2006）从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的视角研究决定新型国际分工的因素,表明二者共同影响国际分工的形式。张纪（2007）在李嘉图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因素,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为前提条件。曾铮和熊晓玲（2008）通过以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的研究,发现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是美国对外离岸外包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第三种观点从企业生产组织选择的微观角度进行研究。Grossman和Helpman（2003）研究表明企业选择外包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外包生产时各合作商之间能否达成双赢的合约、对外直接投资国与本国相对工资的高低、各国产业规模大小等影响因素。Antras和Helpman（2003）认为企业是否选择外包关键在于进行国际一体化生产的企业组织成本（costs of organization）与进行外包的企业代理成本（agency costs）的高低。Antras和Rossi-Hansberg（2007）指出跨国公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内包还是离岸外包的选择,取决于其自身能力及外包承接国的接包能力。

第四种观点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角度进行研究。如Gereffi和Lynn（1996）、Gereffi（1999）、Bair和Gereffi（2001）、Gereffi（2001a）、Gereffi（2001b）把全球价值链的运行分为生产者驱动与购买者驱动,而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购买者推动下完成的。

综上所述,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其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交易费用、制度成本还是企业组织成本,大多研究都是沿着成本的视角,认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是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无疑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做出了很好的解释：相对于国内生产而言,如果全球价值链分工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扩大生产规模,自然会选择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