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存在的问题

5.1.1　从对外贸易看,我国主要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加工环节

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生产活动由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全球范围内分工,这种新的国际化生产过程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它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业分工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我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在近20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然主要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加工环节。如图5.1和图5.2所示,其中的对外贸易数据反映了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占据的环节。把我国的进出口按照用途不同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贸易四大类,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大规模扩张主要依赖于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1995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有38.3%的进口均为加工贸易,从事着较为低端的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在出口方面,我国51.4%左右的出口均为加工出口,21世纪初均高达55%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

概言之,我国接近40%的进口和超过一半的出口均与加工贸易密切相关,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可见,我国虽然是个贸易大国,但工业对国际生产体系的依赖性依然较大,并且主要占据了价值链的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

5.1.2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我国贸易的国内附加值偏低

2010年以来,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发出“世界制造”倡议,积极推进全球价值链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改革,尝试使用贸易增加值统计方式核算一国对外贸易额,展示出价值链每个环节的贡献,解决重复计算问题。因此,附加值贸易统计能更真实地反映贸易的概况。数据显示,全球产品和服务贸易至今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1],其中包括大量重复计算的部分,比如原材料在初始国已作为对GDP的贡献计算过,但它还会在出口的各个国家中被反复计算,导致最终产品的贸易额被简单地归于最后组装地,导致贸易数据被曲解或高估。如图5.3所示,贸易附加值可以识别在总出口中被重复计算的部分,从而能准确核算出口国在自身出口中完全属于本国的贡献。

图5.1　中国历年进口贸易构成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图5.2　中国历年出口贸易构成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根据UNCTAD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外国附加值平均占比只有25%,国内附加值占比高达75%,但在75%的国内附加值中,25%～35%属于外国子公司创造,事实上只有40%～50%的价值增值是由本国企业创造的,发展中国家国内附加值占出口份额平均值大约在40%。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的是附加值偏低的简单代工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2010年世界排名前25的出口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国内贸易附加值占出口额的70%,虽接近于25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71%,但与国内贸易附加值约90%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相比还存在差距(具体如图5.4所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大。从进口来看,自1995年以来,我国平均约40%的进口是为了加工再出口,且多从事生产加工;从出口来看,我国平均51%的出口也是加工出口,而且在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中,仅有不到一半来自本国的附加值创造。

图5.3　贸易附加值简析

资料来源:UNCTAD(其中DVA:Domestic Value Added)。

图5.4　2010年世界前25名出口国(地区)的国(地区)内贸易附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UNCTAD—Eora GVC Database。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2]2012年我国出口总值为22　391.5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2%。若以增加值核算,2012年我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14　335.8亿美元,仅占当年GDP的17.4%左右。因此,2012年我国每1　000美元出口(包括货物和服务)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为640美元。其中:货物出口增加值占88.7%,份额与以总值统计相比下降了2.8%;服务出口增加值占11.3%,份额与以总值统计相比增加了2.8%。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服务出口比重比货物出口低,但其国内增加值含量高于货物出口。如表5.1所示,我国每1　000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为848美元,而每1　000美元货物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为621美元。

表5.1　201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

资料来源: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4年。

5.1.3　从出口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据重要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更多集中在以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如动植物原料、无机化学品、纤维等成为我国主要出口产品。1984年后,我国出口产品逐渐从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见表5.2)。1984年资源密集型产品(代表为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占我国出口商品的23.02%,之后则出现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代表为杂项制品,包含纺织服装等)则超过了资源密集型产品,在2000年高达36.88%。在此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下降,但其在出口商品中占比仍然较高。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与发展,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如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增加,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商品开始与劳动密集型商品成为出口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平均占比达30%。但我们也应意识到,虽然我国出口在遵循着传统比较优势路径发生转变,但并不说明我国已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因为,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仍然是中低端产品,即便有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但也是劳动密集型或来料加工型,即高端环节的低附加值部分。

表5.2　1990～2013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5.1.4　从生产阶段来看,中间投入品比重偏高

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BEC),按产品用途将进出口商品分为资本品、中间产品(可细分为半成品和零部件两大类)和消费品。我们发现(如表5.3所示):从进口方面来看,我国进口的大部分是中间投入品,虽然近几年有下降趋势,但依然占据约四分之三的比重。其次是资本品,占据了进口的五分之一左右,消费品所占比例最低,这与我国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不太相符。从出口方面看,我国资本品总体呈上升趋势,消费品比重总体在下降。这说明我国一些产业开始出现升级,正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而中间品大量的进口和相对较少的出口带来了中间品贸易不小的逆差,这也反映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种逆差来自大量的半成品的进口,这说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的环节。

表5.3　中国历年进出口商品按用途分类构成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此外,加工贸易本质是指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通过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由于我国的加工贸易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料、材料和零部件均来自国外,且仅在我国进行简单组装或加工再出口,产品生产所需的国内工序及原料较少导致其产生的国内增加值偏低。自1995年以来,我国平均51%的出口是加工出口,而且在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中,仅有不到一半来自本国的附加值创造。如表5.4所示,在加工贸易出口中,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部门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等,1　000美元出口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不足400美元,如电气设备制造业为171美元、汽车制造业为249美元、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为308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比重是影响各部门单位出口增加值的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单位出口增加值含量较低的部门,一般有较高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由于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部门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出口方式,这对我国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含量影响较大。

表5.4　2012年我国分部门1　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单位: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4年。

5.1.5　从微观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低

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左右,美国、德国等超过40%。具体以产品iPhone的生产为例,苹果的产品由包括美国在内的5个国家中的9家企业制造。所有的元件都被运到设在中国大陆的台资公司富士康(Foxconn),组装成iPhone后再运往美国。每生产一部iPhone,元件生产企业(没有一家在中国)合计可以获得172.46美元,而富士康可以得到6.50美元,中国出口iPhone的国内附加值比例仅仅为3.63%。可见,我国企业由于多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利能力偏低。

此外,外资企业在价值链中占据比重较大。据国研网数据测算,2009至2013年以来,1月至12月进口商品贸易额中的外资企业平均占比50%,出口中的外资企业平均占比52%,其间比例虽略有调整但降幅不大,这样有可能使我国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长期受制于其他发达国家。这种对国际市场较强依赖,说明我国价值链治理能力相对较弱,自主能力不强,容易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国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融入全球价值。但由于要素禀赋的原因使我国的企业最初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且附加值比较低,为购买者驱动型治理模式,受到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小,例如服装、鞋类、家具等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链条比较长,要素配置的全球化程度比较高,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的生产处于较低水平。高新技术产品中更多包含的是外资企业的制造成分,本土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少,而且仍然以加工贸易为主,国际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现状导致我国面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和利润压制两方面的难题,要在市场势力链(Market Power Chain)和利得分配链(Interest Payment Chain)上有所突破显得比较困难;同时,也使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和敏感度增高,国际市场一旦波动就会对我国相关企业的生存带来风险和挑战,这从2008至2010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情况可见一斑。二是嵌入价值链的区域不均衡性。地理因素对产品运输成本和时效性影响很大,尤其在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过程中的影响更为明显。跨国公司往往会保留战略价值环节,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周边国家或地区,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具有区域性特征。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的93%和吸收外资的89%集中在沿海地区,由此造成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相比,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我国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条件、要素结构和工业基础等方面的差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承接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的产业转移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且这种某一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挑战。三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着全球价值链。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深入,产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垂直分离与重组,跨国公司通过组织分解、业务外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而将核心能力集聚在具有高附加值的业务环节。同时,相互竞争的跨国公司也采用并购、重组或构建联盟等方式更好地适应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正是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和控制来提高和巩固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有利于它们扩张市场势力,加强垄断优势。例如,在宝洁公司之于洗涤用品、可口可乐公司之于碳酸饮料等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以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占据战略价值环节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拥有相当的市场势力。在以汽车业为例的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强了对零部件制造价值环节企业的控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本土企业为了利用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大量集中在低附加值的装配、加工和简单制造行业,使得中国本土企业作为受控的“链节”,以外包接受者的代工形式切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