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定位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价值链定位研究,已有文献可以大概划分为以下几类。

1.基于出口产品价格视角

以出口产品价格（价值）为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文献,如Schott（2004）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大量重叠。在同一产品内部,发达国家出口高价格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低价格产品。Fontagn等（2007）以此为视角,指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产品品质上的垂直化差异,发达国家出口高价格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出口低价格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Mulder等（2009）研究了拉美与亚洲国家出口品种与价格的差异,发现中国低品质、低技术产品占较大市场份额,拉美国家出口产品的品质、技术含量与出口价格明显高于中国。

以此为思路,国内学者施炳展（2010）构建了衡量本国出口产品价格与世界平均出口价格差异的指标,指出出口产品价格与世界平均出口价格的差异决定了该国国际分工地位,如出口价格高于世界平均价格,则处于该产品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反之则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蒲华林和张捷（2010）研究发现中国零部件贸易失衡和进出口单位价值比较低的事实,以此证实中国还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低端。胡昭玲和宋佳（2013）通过出口价格的变化,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2.基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视角

以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为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文献,如Hausmann等（2005）利用出口复杂度反映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指出一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越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也更占优势。Lall（2000）、Srcholec（2007）以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来衡量出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和份额迅速上升的同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其全球价值链定位并没有本质性变化。

国内学者邱斌等（2012）利用出口复杂度指数（ESI）对中国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进行分析,发现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提升,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于津平和邓娟（2014）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和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提升。

3.基于出口产品增加值含量视角

以出口产品增加值含量为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文献,如Lawrence J. Lau等（2007）提出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以此计算单位出口产品的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和对就业的完全需要系数,以判定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Koopman等（2010）提出全球价值链定位指标（GVC＿Position）,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Antràs等（2012）沿用投入产出法,把一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定量描述为该行业与最终产品间的加权平均距离,即“上游度”。上游度越高,则该行业更接近价值链的中间投入品端；反之,上游度越低,则更接近最终产品端。采用此方法,Ju和Yu（2014）对中国各行业的上游度进行实证,发现能源开采、原材料生产等部门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机械及电子产品制造等部门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游,而服务、零售、建筑等行业则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

国内学者黄先海和杨高举（2009）沿用Lawrence J.Lau等（2007）的方法,计算出单位出口产品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并进行国际比较,以此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进一步指出,全球价值链定位集中体现为对外贸易的获利能力,即出口产品中包含的由国内生产带来的增加值以及对该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内完全增加值）。王岚（2014）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通过出口产品价格（单位价值）、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含量等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定位,以此研究各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然而出口产品价格（单位价值）、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可能更加适合分析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而不太适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诸如品牌、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价值链环节按照分工参与国（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配置。居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国家（地区）往往只是承担了其加工组装的增值环节,因而表面上加工组装国（地区）出口了大量诸如iPhone手机等高技术含量、高价值产品,但并不能说明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有优势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各分工参与国（地区）承担价值链的相应生产环节,实际上出口的仅仅是其价值链环节的增值部分,因而相比之下,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含量能更好地反映各分工参与国（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