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81年10月)

像人民币这样没有含金量的纸币，是否代表黄金?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就有争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垮台和黄金实行非货币化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又甚嚣尘上。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大量著作中除薛暮桥同志和少数人的著作而外，绝大多数都是主张人民币代表黄金论者。^[1]《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刘光第同志《论纸币与黄金的关系》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也是这样的观点。这些著作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但究竟在读者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很难作出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刘文中也不得不承认，“主张纸币和黄金无联系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读了主张人民币仍然代表黄金这一派学者的著作以后，我深深感到:在我国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问题。就人民币与黄金的关系问题来说，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货币理论的精神实质的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承认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第二性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有无限生命力?就因为它是“实事求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结合实际，能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分时间地点条件，不分基本原理和个别词句，而一概看成是绝对的、不变的真理，那就不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看成是僵死的教条。这种态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高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只能是贬低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消极后果。

我们知道，人们的知识是从客观实际产生的。不能结合实际的理论，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缘木求鱼而已。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3]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是在19世纪后半期写的。那时英国的货币制度正处于金币本位时期，德、法正在由金、银复本位向金币本位过渡。当时的纸币(银行券)代表有一定含金量的本位币，而且可以兑现为金币。当时的一切物价都以本位币的单位标价，这时的纸币都印有本位币的标志，它自然是“金的符号”。当时的货币就是金银，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马克思有关货币的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是，马克思没有活到20世纪。他没有见到20世纪中货币制度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金币本位过渡到金块本位和(或)金汇兑本位，进一步过渡到国内银行券完全不能兑现的纸币制度。他也没有见到人民币没有含金量这样的货币，更没有遇到70年代国际上“黄金的非货币化”这样的问题。自然，他不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不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第三段中已经提到“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这种概念)。现在的货币制度与19世纪下半叶大不相同。马克思在19世纪下半叶关于当时货币制度的种种论述虽然正确，但是，今天是否全部字句都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照搬，是一种轻而易举，不费脑筋的事。但这似乎不是马列主义者对待问题的态度。

面对当前货币制度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正确的态度似应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货币理论的精神实质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马克思在19世纪所讲的每一句话，认为马克思讲过什么，所以事实必须如此。这就需要再学习。当然，由于各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对新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妨碍我们通过反复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把马克思的每句话都当作不变的真理，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我看，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为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窒息在历史的废墟上。这不是真正爱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果采取分析的态度，人们不难看出它们的真理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永恒的真理，如唯物论和辩证法。一类是适用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如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一类是只适用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同时进行才能胜利的观点。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各种论述，似也应采取这种分析态度。

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效用(使用价值)，才需要相交换，又都是劳动产品，包含着相同的人类劳动(价值)，才能够相交换。价值是社会劳动的凝结，是不能由商品自己直接表现出来的，需要通过交换才体现出来，于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历经价值形式的演进，最后出现一般等价物，作为表现、衡量和实现价值的工具。这就是货币。它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还具有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前两者是货币的基本职能，是构成货币的质的规定性的要素。后两者则是前两者的引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孪生兄弟。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存在，货币就存在，没有货币，商品经济就无法运行。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有关货币的理论在整个商品经济存在的历史时期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在整个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价值形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式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因此，对于马克思有关货币形式的阐述，就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分析。

譬如: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论点，应该只适用于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阶段。现在是否还存在着由一种商品来充当的一般等价物?就要结合现状来进行分析。又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乙)第四节中专谈贵金属时讲的。这里，马克思是着重从贵金属的物理属性来说明金银最适宜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没有把货币和黄金永远等同起来的意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就是说金银原来不过是一般商品，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货币商品。现在的金银还是不是货币?就要结合当前现状来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武断地说:由于马克思讲过“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所以现在的货币仍然必须是金银。前面说过，一般等价物是用来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它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黄金现在是否执行着价值尺度的职能?它和国内物价的联系表现在哪里?人们是否还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黄金是否还是世界货币?它充当世界货币的作用表现在哪里?国际市场物价与黄金有无联系?各国外汇汇价与黄金有无联系?黄金在国际上是否仍然是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认真地结合实际来考察一下，不难作出正确的答案。不错，黄金在国际上现在仍然用作部分国际储备、保值手段、财富转移手段和最后支付手段。主张纸币代表黄金论者往往以此作为主要论据。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黄金的这些作用?诚然，国际储备和保值手段是货币贮藏手段职能的表现;充当财富转移手段和最后支付手段也是世界货币职能的体现。但是，可以作为价值贮藏和财富转移的东西不只是货币，珠宝和一切有价值的劳动产品都有这种功能。不过黄金由于它的优良物理属性，成为人们所最喜爱的、价高质优的贮藏手段和财富而已。贮藏手段和财富转移手段并不是构成货币的质的规定性的必要条件。黄金在起着这些作用时已经丧失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再以此来论证黄金仍然是货币商品未免是“舍本逐末”了。现在国际上对债权债务的清算，一般采取双边或多边结算的方式。结算差额，或者是欠账，或者用他国货币抵补，或者用特别提款权抵补，或用其他物资抵补，在万不得已时才动用黄金。这时，黄金是按国际市价结算的，与官价没有关系。这与出卖一般商品以抵付国际收支逆差，有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实际上起着一般商品而不是货币商品的作用。(有些人论述黄金的作用时往往混淆了黄金作为货币商品和一般商品的界限。)在黄金已经或基本上不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情况下，还说“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说“黄金仍然是货币商品”，说“纸币仍然代表黄金”等，岂不都是“空中楼阁”?

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币却完全执行着货币的职能，特别是价值尺度(通过价格标度来实现)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却否认它是货币，甚至主张人民币代表黄金论者在他们自己的文章中涉及人民币时也往往不自觉地称它为货币，但一旦谈到它与黄金的联系时，却否认它是货币，只承认它是货币(黄金)的符号;岂不自相矛盾?至于纸币不代表黄金，它代表什么?它的价值从哪里来?那是需要通过大家讨论来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门论述，这里从略。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人民币与黄金的联系，于是光第同志和其他主张纸币代表黄金论者不得不从我国旧价格体系的继承方面来论证人民币同黄金的联系。但是，黄金在我国货币史上从来没有占主要地位。清末民初，我国较长时期主要使用银两和银元以及铜钱。1935年国民党改革币制，对外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规定法币可以兑换英镑，但当时甚至英国连金块本位制也放弃了，谈不上与黄金有多大联系。如果说，仅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一度实行了金汇兑本位制，就认为纸币同黄金有了联系，那么，白银、黄铜在我国历史上作为主要币材的时期还长得多。而且我国历史上也还采用过贝壳、布帛作为币材。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们继承了白银、黄铜或贝壳、布帛的价格体系呢?事实上，价格体系的形成并不决定于币材的价值，而是主要决定于生产各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如供求关系和政府的政策等。在旧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对我国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设一本书的价值为4单位劳动时间，一支笔的价值为10单位劳动时间，一只手表的价值为200单位劳动时间。它们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为2∶5∶100。当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无论是金银还是别的什么)，每单位所代表的价值为2单位劳动时间时，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是如此;当货币每单位所代表的价值为4单位劳动时间时，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仍然是如此。因此，币材的价值，在价格体系的形成中根本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主张纸币代表黄金论者似乎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在行文中往往过分强调应该是什么，而很少论证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应该是什么”是表现人们的愿望，“实际上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譬如:他们认为只有承认人民币代表黄金，才能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使纸币流通量符合金币流通规律的要求，从而才能稳定物价。光第同志就自称这是他的主要论点。但我读后得出的印象是，他在文中更多是在说明纸币应该代表黄金和纸币流通应该遵循金币流通规律才能稳定物价，而不是纸币在实际上与黄金有什么联系。

他说:“我们说人民币和黄金有联系，是从客观经济规律来分析的。从客观经济规律来看，人民币是一种纸币，纸币流通要受两个规律的制约:如果纸币的发行限于它所代表的金币数量，这时，纸币流通就是受金币流通规律所制约，这就说明纸币和黄金是有联系的。……反之，如果纸币同黄金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纸币同黄金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纸币流通规律就发挥作用，商品价格就是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减而涨跌，币值和物价就得不到稳定。”^[4]这就是说，在同一纸币制度下，存在着两个货币流通规律，当物价稳定时，纸币就和黄金有联系，就代表黄金;当物价波动时，纸币就和黄金失去联系，就不代表黄金。那么，请问:建国以来，我国物价有时稳定，有时又波动。究竟人民币是代表黄金，还是不代表黄金呢?我想，作者本人也会陷于这种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

我们知道，客观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不是人们主观愿望中的东西。金币流通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不完全是一回事。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是从等价交换原则产生的。它适用于一切货币形式。金币流通规律是货币流通规律在金币流通下的表现;纸币流通规律是货币流通规律在纸币流通下的表现。没有金币流通，哪里来的金币流通规律?人民币没有含金量，我国物价与黄金没有联系(黄金的收购牌价与我国物价构成没有联系)，黄金的国际市场价格极不稳定，要计算出我国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币量再据以计算纸币量是不可能的。刘文认为我国建国初期根据长期经验所取得的经验数据，货币流通量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的比例(1∶8.5)是根据金币流通规律的要求得出的。事实上这种比例根本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而是按照纸币流通规律的要求计算出来的。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工商交通和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一部分生产资料投入市场等都需要增加货币流通量。过去合适的比例今天未必再适用了。请问，怎样按照金币流通规律的要求来计算今天合适的比例关系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建立在认识人民币与黄金有联系的理论基础之上。

由于在实际上找不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人民币和黄金的必然联系，于是主张黄金论者就用现象与本质不一定一致的说法为自己辩护。他们说:人民币有含金量是现象，人民币代表黄金是本质，现象同本质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引用马克思下列一段话来论证这一点:“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5]我们知道，马克思这句话是在批判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时讲的，完全不能用来为主张人民币代表黄金的论点辩护。什么是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是黄金吗?不是。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代表一定的价值实体(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工具，它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黄金只有在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才成为货币。这时，黄金也不过是货币的形式，是体现一定价值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如果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黄金，把货币同黄金等同起来，怎样同金属主义划清界限呢?这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我看不是，而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滑入货币拜物教的泥坑中去了。

总之，在读了主张人民币代表黄金(或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一些著作以后，使我感到:虽然他们引用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的个别词句，但却令人不无有——如薛暮桥同志所说——“刻舟求剑”之感。

陈云同志指出:应该“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批判了在对待毛泽东同志言论问题上的“凡是论”，在“拨乱反正”，端正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和推动我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似乎还存在着不加分析地“一切照搬”的作风。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的文章以后，深深感到:如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态度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似乎很难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指路明灯。

以上个人所见，可能很不正确，请读者教正。

(原载《经济管理文稿》1981年11月第2期)

【注释】

[1]如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许涤新著《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刘鸿儒著《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黄达等著《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喻瑞祥著《货币信用与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

[2]见《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1981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7年版，第263-264页。

[4]《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7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