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

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经验检验中站得住脚。上述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的解释,无疑都触及事物现象本身的某个方面,但都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相互之间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释力都在这种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们所要提出的理论解释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上述假说的理论。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表4.1表明,这些经济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因而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明确地宣布过它们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毋宁说,除了中国香港之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如果照那样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机会讨论所谓的“东亚奇迹”了。但是,这些经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这些经济感受到赶超战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价,因而较早地放弃了与其比较优势相抵触的赶超战略,而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由于它们这种从未明确表述出来的发展战略,特点是其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遵循了经济学中所说的“比较优势原则”,因此,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表4.1　20世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关键产业与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Ito,Takatoshi,"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re Its Features Idiosyncratic or Univers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t Tunis,December 17-22,1995.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而在较早的阶段上放弃赶超战略呢？经济学家也尝试作出解释。而我们将这些经济与那些固守赶超战略的经济作比较时,发现两者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时人口规模较小。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资源浪费的负担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资源浪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每次要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当局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作自由的选择。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当局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可见,它们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但既然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人为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必然产生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在这种状况下,资源结构的升级最终只能落空。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用强制性计划手段动员资源,使其军事工业和空间技术产业得到高度发展,在冷战期间堪与超级大国美国媲美,其工业产值与发达经济比较也不算低,但在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综合国力和资源结构水平上,苏联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并未能缩小。更重要的是,苏联在民生工业上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第二,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它们固然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毫无竞争能力可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窘境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的状况之中。

第四,赶超战略着眼于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既然不能改变资源结构,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得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降低,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由于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制约,对这种牺牲大部分产业而集中扶持少数产业的做法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承受力较低,所以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作为其人均资本拥有水平提高的结果,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得以更快地升级（见表4.1）,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实际上,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践表明,除了立足于赶超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把这种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这种成功经验,从而更好地理解实行赶超战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由此,这种发展战略就可以从不自觉的行为变为自觉的行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