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村传统文化稀薄的主要原因

1.受断裂式历史发展进程制约

东北地区，如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之后，又历经殷商、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日伪等数个历史阶段的锤炼。新中国建立后，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东北诸民族数次崛起并建立起民族政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满洲（满族）人建立的清。这些以东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或独霸一方，或一统华夏。不但对东北、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都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东北农村，在上述政权的不断更替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变化。受政权更替的强烈影响，东北农村文化经历了数个“断裂式”发展的阶段。其中以金元之际、明清之际的两次政权更替，对其发展进程的影响最大。由于这两次战火，东北地区数十百年间集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多付之一炬。清政权建立后不久，又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期间，除了个别府、县及将军驻地，吉林、龙江等的绝大多数地区，最后一点“繁华”，都在奉行“封禁”的二百余年间，凋零落尽、重归草莽。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曾称之为“东北社会的间歇性”。如此概括，亦未尝不可。总之，在这样的“断裂式”或“间歇性”的发展中，东北农村中本就薄弱的传统文化，屡受冲击，屡遭困厄，数百年间，始终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当代东北农村中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

2.受近代移民浪潮的强烈冲击

人，是文化的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中最基本、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探究当前东北农村传统文化发展问题，势必要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进行分析。当前的东北农村，是典型的移民社会，这肇端于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移民浪潮。东北广大农村中，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居民寥寥无几。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都是“闯关东”的后世子孙。清末以来，数百万移民，背井离乡，涌人东北。这股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给东北带来的，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还有他们身心浸润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受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素养、对迁居地的文化认同，都是非常有限的。加之清及民国政府的“不作为”、割据军阀和日伪当局的“乱作为”，新移民社会中，本就支离破碎的中国传统文化，经数十年颠簸后，基本消磨殆尽。以构筑社会秩序核心要素的乡党邻里、宗亲师友关系为例。这些来到东北逃荒、淘金、闯荡、创业的“关里”人，在疲于安身立命、耕耘收获的同时，非但没有意愿、没有能力，维系其与原籍的宗亲关系，就是在迁居地新结成的姻亲关系，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和维系，渐行渐远。这种两相疏离的代价，就是与传统文化的隔膜，甚至是隔断、隔绝。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有学者致力于探讨所谓的“近代以来的移民文化”。实际上，所谓的“移民文化”研究，与其说是研究“移民的文化内涵”，不如说是研究“移民与文化疏离的文化现象”。这种围绕着“文化疏离现象”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当前东北的传统文化缘何会如此稀薄。

3.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裹挟

20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发展成为席卷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之狂飙，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在这场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上。从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对当时、甚至当下的中国文化，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东北的广大农村也有如此境遇。受“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思潮的裹挟，敢于质疑一切旧传统、旧风俗，敢于与一切旧传统、旧风俗划清界限，毫无差别地反对旧家庭、旧伦理、旧道德，不仅仅是城里人的主张和实践，同时也是东北部分农民的谈资和时尚。思想解放是人性解放的根本和关键，但是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反传统”的“彻底”，与“思想解放”的“究竟”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内在的关联。早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初，就有人提出过“穆姑娘”（MissMoral）的口号。“穆姑娘”口号的提出，其初衷，意在弥补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赛先生”理论之不足，意在救赎底线甚低的伦理革命、人性解放等主张。可惜，这种意在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张，未能形成气候。于是乎，这场明显“任性”的“思想”洗礼，强烈冲击了中国文化传统。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颜面扫地。数十年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又给奄奄一息的传统文化以致命一击。十年后，数十年后，东北广大农村中，已经很难再嗅到纯正的传统文化的气息。

4.受当代西方异质文化的挤压

近年来，以基督教为代表和主体的西方宗教，开始在东北的广大农村传播，从而形成所谓的“家庭教会”。在东北农民的观念中，耶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神”，想必是有无上的神通。加之，本土的宗教信仰，要么不规范、不系统，没有固定的组织，没有成文的教义；要么是在“反封建”的运动中“声名狼藉”，荣光不再。在信仰缺失的状况下，选择信仰基督等外来宗教，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现实的原因，东北农村中究竟有多少基督信徒，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有研究者曾对吉林省桦甸市的一些乡村开展实地调研，结果在走访中发现，在只有40余户人口的某村，不到5年内，就已发展了14户、20余名基督信徒。这样的传播速度，是不容轻觑的。由于基督信徒，都有传教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不难想象，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控制，基督教及其代表的西方文化，终究有一天会在东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有人指出，基督教强调信仰的唯一性，因此往往将其他神祇，都贬斥为魔鬼。这样看来，基督教在东北农村的广泛传播，必将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基督教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冲击和挑战。有调查表明，基督信徒在调解村民家内矛盾的过程中，往往将其定性为“天主与魔鬼”之间的“感化与被感化”。这种处置方式，固然也能暂时收到息事宁人的效果。但是，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的“孝亲”观念，自此也被置换成“天主对魔鬼的爱”。东北农村中的“人伦关系”一旦被“诸神之争”普遍置换，其深远影响，想必已经超出“文化研究”所能讨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