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受影响比较大的人比较多。以前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周其仁老师、陈锡文先生、林毅夫老师，和他们一起工作，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非常实在地关注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去做调查、做分析，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可能这由此决定了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关注点永远和实际经济有关。
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郜若素(Ross Garnaut)，以前在中国做过大使，是澳洲前总理的首席经济顾问。他也对实际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总体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关注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我在过去20年一直这样做，恐怕以后也不会改变。
网易财经:后来您做了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担任投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对您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益平:在投行做经济学研究，客观地说可能不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因为有很多是短平快的工作，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帮助投资者、投行的客户提供价值，所以从研究来说不是特别严谨。但到了银行以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每天和投资者、客户打交道，每天信息非常多，而且这些客户都是国际上非常优秀的大客户，他们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敏锐的，多数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你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最有收获的。到今天为止，我再来看政策问题、看市场问题，可能和其他学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易财经:您在当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其他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之间的竞争压力?
黄益平:竞争肯定是有的。投行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行业，因为很多业务你做了我就做不成，但大多数投行经济学家之间还是比较好的朋友。我的总体感觉是有竞争，但不是相互间就变成了敌人，我和很多投行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网易财经:您比较欣赏哪些投行经济学家?
黄益平:我觉得投行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很优秀的。谢国忠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比较敏锐，每天都在关注那些值得担忧的风险，这对投资者有非常高的价值。
其他类型的经济学家，比如德意志银行的马骏等，他们做分析比较严谨。投行领域里有不同的经济学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你想，在这些大行做经济学家的都是经过各种考验的，而且本身他们的资历就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他们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有的特别擅长跟市场对话，有的特别擅长做一些严谨的工作，同样都非常优秀。
网易财经:您后来为什么放弃了投行经济学家的职务而到了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黄益平:我的问题可能跟他们的问题不太一样，因为我去投行时就是从学校过去的。以前我在国外的学校工作，而且我去的时候并不准备在那里做很长时间，就是希望到投行去实地学习一下金融市场的运作，获取一些知识，因为我对那个研究感兴趣。我的计划一直是要回学校或研究机构工作，当初我告诉老板是我会在那里干一到两年，可很不幸的是一直干了9年。开玩笑。主要是我们部门环境非常好，和上级关系处得非常好，节奏非常紧张，但大家心情愉快，所以工作了很久。
我离开是在2009年年初，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一，金融危机后工作压力增加了很多，第二方面原因是经济危机后人员减少，所以工作量增加了很多，每个人都要找经济学家谈这个问题，还有人事上的头疼问题比以前多了很多。另外我在投行干了9年，还要考虑以后能不能回到学校的问题，回北大、清华，回比较好的学校，并不是你在投行干过就可以来做教授，而是要看你有没有研究能力、有没有研究成果。能不能回来是有一个时间效应的，时间太长恐怕会有困难，所以金融危机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借口。
从我自己的性格和做的工作来说我比较喜欢做学术。我希望到了学校后可以做一些比较基础性、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的大陆经济学家是谁?
黄益平:有很多，像是林毅夫老师，大家都很钦佩。周其仁老师我也非常钦佩，他对实际经济的把握在中国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跟我工作相关的我最钦佩的就是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他对中国经济分析一贯非常坚持且从不隐瞒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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