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网易财经:您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说，董事长与市长互动比较良性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里面的经济道理是怎样的?

杨瑞龙: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进行。所谓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就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来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实现市场化的空间。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一个什么倾向呢?由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但是改革的主体是政府，我们通过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不得不要通过本地的经济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把GDP作为官员政治升迁的绩效指标。而为了发展，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从而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出现了一个市场化过程。

在这个市场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政府官员企业家化。企业家呢，是政治家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背后一定有一帮企业家朋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有一帮政治家的朋友。因为在某一个时段上他们是比较相一致的，政治家要实现政治目标，他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希望获得他的最大化利益，他要通过政治家那里获得一种特殊的关照。从而出现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从而推进本地的市场化的现象，非常有意思。

网易财经:这会不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寻租现象呢?

杨瑞龙: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你要搞市场化，政治上就要民主化，你要政治上民主化，就要对原有政治框架进行全面的瓦解。这是他们给出的一条改革路径，这种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我们把它叫做“华盛顿共识”。我们中国没这样做，我们做的，叫做“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总体上是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实行市场化。

从过去的30年来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经过30年的发展，和东欧、前苏联比，市场化程度已经不比它们低多少。但是我们这样的市场化，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官员过多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去支配资源的配置。这个参与过程本身有动机推进市场化，但缺点是公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使得行政权力有途径可以变现，或者有途径可以货币化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腐败现象。

因为每个行政官员，在他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当中，可能会制造出租金出来，而这个租金存在的话，就会导致寻租。而这个寻租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所以当代中国在保留这样的一种改革体制条件下面，适时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通过外部力量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监督来抑制、降低、减少腐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考核方式，就是地方的发展，比如GDP之类的，这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GDP好看，而不顾经济结构的调整?

杨瑞龙:官员更多地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他的行为边际不清楚，导致腐败。我们在地方政府官员与他在政治升迁当中引入一个中间变量，就是GDP。然后引入地方竞争，然后你为了在地方竞争当中占得先机，GDP你要上得快一点，这样政绩就表现的好一点。那么他为了政绩，就要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他常常会行为短期化，甚至会导致破坏环境、滥用耕地、到处圈地，这么一种竭泽而渔的手段。

网易财经:解决方式您刚才也说了几个比较原则性的。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GDP不考核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杨瑞龙:在当前中国，用GDP来考核官员会产生许多负面的现象，但如果没有GDP考核也会出现问题。GDP对地方官员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它是现有组织结构中的一个激励机制。

如果说用绿色GDP来考核，它测量和计算是很困难的。因此GDP考核还是要的。但是除了GDP考核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其他的指标来制衡官员，比如说环境指标、民生指标。过去我们单一依靠GDP是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不等于说要取消GDP考核，而是说在保留GDP考核的优势下加入其他的考核指标。这个操作性也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