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推动社会转型

第二节　经济改革推动社会转型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总体性社会”全面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改革开放松动了已经板结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打破了人们封闭、僵化的思想围城，向过去的体制模式告别。但这种改革，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一步步地告别原先的旧体制，这反映了中国改革者的独特改革策略。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进入举世瞩目的社会转型期。它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总体性社会”，进入了一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2]。这种转型的过程是全局性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社会改革是从各个方位齐头并进的，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出于策略和效率考虑，选择了部分领域优先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则首先选择经济领域开始破题。

一、经济体制改革

为什么优先从经济改革突破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性论述，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经济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我们知道，在政治逻辑统摄一切领域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1978年，中国城镇人均存款余额只有89.8元，农村仅有7.0元。为什么中国当年的农村“大包干”改革是从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破土的?正是由于经济原因。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等不及姗姗来迟的改革春雷，他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发改革，率先打破旧体制的坚冰，在全国范围内引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解放了被束缚多年的农村社会的生产力，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生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但问题在于，农民的土地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是没有限度的。人多地少，作为分母的农村人口与作为分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渐渐地随着农村改革的延续凸显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了。但是，当时的劳动力要素还不能进入市场，身份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徙、流动。那么，这个时期的农民是怎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呢?农民的策略是:就地消化。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就在这个背景下破土而出了。

乡镇企业其实是要解决农村向工业化转轨的问题。如果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初步解决农民的生活自给问题，那么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则意味着农民开始转换身份，他们要突破传统社会体制束缚，自发进入新的社会领域，参与市场建设。在中国乡镇企业的实践中，农民的务实和聪敏使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改革的探水者，他们无师自通地捕捉到了市场的春讯。一时间，乡镇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道亮丽风景线。1984年，整个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经济总量的43.9%，乡镇企业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渠道，成为农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我们不难发现，乡镇企业是在城市国有企业不景气、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兴起、外资企业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实行的初级工业化无论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都先天不足，它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但只是暂时性的优势，等到城市中的竞争者开始发力的时候，乡镇企业的劣势也就显现出来。乡镇企业之路一旦坎坷起来，农民的出路自然就延伸到了城市。

1984年以后，经济领域的改革才在城市渐次展开，可见，城市改革起步明显晚于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局部展开的，比如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双轨制、局部承包制、工资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这些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一步到位不同，城市改革是非常审慎的。城市改革没有推倒原来的体制实行整体性的翻新，而是进行内部调整，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先进行最见成效也较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放在后头。这种小步快走的策略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这种改革思路后来被学界概括为“渐进式改革”或曰“增量改革”。经过近20年的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0%，大大高于该时期年均增长率3%的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不同，西方是直接从自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有研究者认为，“1992是个转折年。1992年以前的改革可称为‘感性发展阶段’，或破坏旧体制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实验性、分散性、利益引导和破坏旧体制，在要不要改革和怎样改革、如何改革、方向如何等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其中，1984年前是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84年后是以城镇改革为重心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改革相对应地可称为‘理性推进阶段’，或建立新体制阶段，因为改革是有目的的目标明确的推进，其主要特征是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改革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3]。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感性实验改革之后，即在1992年以后，采取了比较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思路，通过渐进改革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化。那么，究竟发展到哪一步才算是市场化呢?陈宗胜认为，市场化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2)经济决策的分散化;(3)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4)产品价格的市场化;(5)要素价格的市场化;(6)市场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秩序化、信誉化^[4]。

中国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究竟在市场机制建设方面取得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呢?首先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市场化水平由改革初期的5%提高到20世纪末的60%，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变。但是，由于走的是经济优先发展的路径，而且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体制性的矛盾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国企改革、“三农”问题、金融体制问题、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压力给这个时期的改革带来很大影响。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这20年的改革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由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原先“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单一，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社会财富之间的流动是很小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构，当这种僵化的结构延续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会出现大的断裂。从80年代开始，自上而下式的渐进改革慢慢松动了处于崩溃状态的社会结构。孙立平等人认为，“1979年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成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这导致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和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5]这一观念是对2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准确概括，这种结构分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社会结构的松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率先打破了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上的低效体制，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收入差距也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起点公平基础上的，农民主要依靠粮食生产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毕竟还不太大。后来，农业之外的产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市场经济渐渐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乡镇企业即是中国农民就近发展和寻求产业结构突破的天才创造。通过这一制度创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身份发生了蜕变。市场经济加剧了资源的积累，同时也加剧了资源分配差距的扩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以绝对公平牺牲效率的传统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农村的社会阶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农民依靠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不少农民开始摆脱几千年来土里刨食的命运，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成为城镇化或者工业化的受益者。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乐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在城市工业和外资企业的双重挤压之下，处境十分艰难。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呢?

进城成为农民的无奈选择，但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很尴尬的。按照西方工业化历史的经验，农民进城正好适应了工业化急剧扩张而造成的劳动力需求，但是中国面临的情况要远比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历史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社会“死结”，在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一旦放开城乡之间的阀门，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会使得本来负荷沉重的城市就业雪上加霜。城市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已经成为城市和政府的沉重负担，加之农民的涌入，会导致城市极度消化不良;二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承受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还得承担全球化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代价，现实迫使其只能负重前进;三是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反过来会使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农民进城，即使身体进去了，身份还是进不去，他们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法和城市居民平等享用城市资源。而且，农民的“根”还牢牢地拖着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他们大大受益的土地，现在却成了进城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他们不再在土地上耕种，他们还得照样交纳农业税和其他费用，因此，土地和农民身份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2.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总体性社会”里，城市结构非常简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公有制企业，城市居民主体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阶层，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间阶层，也是中坚力量。从1984年开始，城镇改革起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有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渐渐下降，社会地位也同步下降，尤其是下岗国企职工的处境十分困难。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9.7%的失业下岗人员来自国企^[6]。与国有企业职工地位处境的转变形成对照的是城市富人阶层的崛起，这一新崛起的富人阶层的构成和发迹背景比较复杂。多数人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获得财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富人，他们的发迹背景是比较暧昧的，其中有不少人是依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的政策、权力资源迅速暴富起家的，比如依靠钻“双轨制”改革政策的缝隙，一夜之间暴富。另外，灰色经济也使得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经济改革打破了原先单一、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的巨大力量迅速改变了城市格局，那种板结的城市结构在改革力量的有力撬动之下，开始慢慢地松动起来。改革彻底打破了原来由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等几大阶层构成的城市结构，城市版图经过重新洗牌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结构。原先处于中心的社会阶层渐渐地边缘化，一些新生阶层迅速成长起来，城市舞台除了原先的社会角色之外，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下岗无业人员阶层等。不同城市角色生活的环境和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从城市建筑设施、居住环境以及居民消费可以看出城市结构分化的剧烈程度，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种阶层差别和结构分化更加显著。极尽豪华的高级住宅群和简陋阴暗的棚户区已经成为城市地形图中最常见的风景;高级私家车出入于戒备森严的豪华娱乐场所，而城市下岗工人还在排队领社会保障金;贵族学校动辄几万元、十几万元的学费对于工薪阶层家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可见在城市结构多元化的同时，阶层分化也愈加明显。

三、社会结构转型面临的新问题

1.社会身份重新洗牌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与80年代的改革显著不同: 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能够使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虽然各个阶层获得的利益也会不同，有人分的蛋糕份额大，有人的份额小，但是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基本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改革阻力较小，推动起来比较容易。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进入深水区，即要伤筋动骨，涉及体制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改革进程变得十分复杂。90年代以后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受益，也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出现了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城乡差距加大，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距也日益拉大。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和预期出现很大差异，孙立平等人对社会转型中的利益主体进行了分类:一是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者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及各类明星、经纪人等;二是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分也比较复杂。传统身份的群体，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多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者阶层构成了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情况看，这个群体本身也出现了分化;三是相对被剥夺阶层，这里主要指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四是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7]。陆学艺等研究者以职业分化和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为标准，对现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他们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有: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有: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等企业主及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社会中层的有: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有: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处于社会底层的有: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8]。

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催生了社会身份的大洗牌。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重新洗牌是在社会资源总量迅速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生产力被激活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而且，它仍然以进行时的方式继续演变。但是，从消极的角度看，这种社会身份的分化很容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会产生受挫感，容易产生反改革乃至反社会的情绪。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这些矛盾，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

2.贫富差距拉大

一是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呈加大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0.35至0.48之间，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各阶层对社会的满意度在改革的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1996年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大约8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10年前更好，仅有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这表明，最初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确实使绝大部分中国人获得了益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因而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但是，在2000年和2001年，陆学艺等人组织的社会调查结果与几年前有了不少的变化。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在深圳市，大约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20%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合肥市，这一比率则高达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受益，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益不多或者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大约1/6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农村，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近1/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感到明显受益的阶层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持积极态度;而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较多感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体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9]。这应引起整个社会高度重视，改革必须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承受力，尤其要考虑社会底层的利益“吃水线”，如果超负荷航行，改革抗风浪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很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二是目前的社会结构不是现代社会中应该具备的“菱形”结构，而是“金字塔形”的结构。在比较成熟、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的主体，这个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为它是社会高层和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中产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激进思想和冲突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中产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导群体，在中产阶层占社会较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方式保证了社会拥有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10]。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据近年的一些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重过大。由于中国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垄断则成了改革的伴生物，这是一部分富人阶层迅速成长并占据社会显赫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居民收入的“金字塔形”结构中，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力量——中间阶层占了很小的比例，而中、下层则占整个社会“金字塔”底部的绝大比重，从表1.1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

表1.1　中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地区发展不平衡

农村和城市差异越来越突出。根据有关数据说明，截至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5∶1^[11]。地区间的差异也相当突出。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全国均衡铺开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呈梯级递减，地缘优势使得东部地区成为优先发展的地带，而中西部则相对滞后。而沿海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发展水平差异更大，1999年东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一般在3 000元以上，中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一般在2 000元左右，而西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只有1 500元左右^[12]。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年扩大。近年来，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倾斜政策，给予中西部地区以很大的优惠，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地区的造血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