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竞争政策也属于“看不见的手”吗

第十三章　现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

世界需要一种明确规则，这种规则与存在巨大金融风险的自由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默克尔（德国总理）

第一节　现代竞争政策也属于“看不见的手”吗

在我们即将结束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在现代社会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代经济又应该如何有效提升二者之间的协作，克服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

其实，在西方社会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见证了它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仍然需要“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起到主要的调节作用。

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相信读者已经对不当的政府干预对经济的伤害有了初步的了解。其实，问题仍然回归到“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基础——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上。毕竟政府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作用的行为主体，所有的政府决策，无论是法规的制定，还是行政干预，都必须依赖于每一个政府官员个人或者集体的决策。既然存在着人的自私之心，就难以避免让这些政府的决策之人的决策不受一定的个人、企业或者组织的影响。那么，政府的决策似乎很难完全避免会存在一定的私心，起码对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利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一个特殊的中国特色——驻京办。很多省份，甚至城市、县城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这样的机构，也许它的前身是同乡之间的聚会会所。然而，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些驻京办其实在扮演着什么样角色。所谓的“跑部钱进”，他们往往会到各个上级有关部门去拉关系，甚至开展权钱交易，来争取国家或者各个部委对于他们当地能够产生利益的投资项目，或者说战略规划的确定。对于这些部委来说，也许没有这些驻京办的影响，他们也会确定一批投资项目，或许这些项目给哪个地区，对于这些部委来说区别并不太大。但是在种种力量的影响下，也许这些决策行为就难以避免地会受到种种私心杂念的影响。我们不好说这些受影响的决策会造成多少损失;我们也不好说这些受影响的决策就一定不是最科学、最合适的决策。然而，毕竟有很多决策是在受到影响之下而产生的，那么这也许对于有权参与竞争的其他地区来说，就是一场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赛跑，这其实违反了“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要求。这些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必然应该质疑。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我们也陆续看到一些地方撤销驻京办的设置，这也许代表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

其实，驻京办固然是中国特色，但是，即使在自诩自由、公平的西方社会，类似的组织也仍然存在。比如说，每当美国国会有新的法律，或者新的方案通过之前，就会有很多涉及的相关企业去雇佣众多的公关公司去游说国会议员，让他们支持、反对甚至是提出某一议案。而这些所谓的公关公司或者院外活动集团，往往是由退休的前任政府高管，或者政府高管的亲属开办，他们凭借与参与决策的各个国会议员之间的良好私人关系，起到影响这些决策者的作用。而公美公司的活动，则把这些游说从早期的私人行为转变为现代的商业行为。这并不是说这就赋予了它们市场化的色彩，而是对于市场的自由决策权的嘲弄。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政府政策的一个新的内容了。我们知道，所谓政府政策，在我们一般人眼里，都是政府通过一些决策行为来影响市场行为，这往往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政策更多地表现为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的另一种力量。然而，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一种新的政府政策正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那就是竞争政策。

所谓竞争政策，通常表现为政府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或者行政行为来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来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一些国家在逐渐取消为了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推行的保护贸易措施，或者一些政府管制的取消，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政府政策。这其实表现为用一种新的以市场调节为主体的机制，来取消传统的政府干预与严密保护为核心的调节机制。伴随着这些自由化的行为，一些新的法律规范，或者政府决策的推出，更为自由的市场机制将得到建立，这正代表为一种关注公平竞争的现代竞争政策。

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中国。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政府是决定各种市场行为的主要力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它们的出台，更多的是为了用我们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政策选择吗?从这方面来说，改革开放是我国近三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一项竞争政策。

当然，按照更通俗的理解，所谓竞争政策，更多是着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的建立而作出的一组政策选择。从这方面来理解，我们熟悉的西方反垄断立法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在介绍几种典型的市场形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往往是更加依赖于市场竞争行为的有效的市场作用。然而，随着每一个企业的规模的扩大，它们通过建立一个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品牌，从而会形成很强大的市场势力，这就会帮助它们确立一定的市场垄断力。而市场垄断力必然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格局。正是出于这个方面考虑，西方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完整的反垄断立法，对一些大企业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打造一个水平竞技场，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够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

前面还介绍过微软公司曾因涉嫌违反公平竞争法律而险些遭受分拆四块的命运，这就是典型的反垄断的案例。其实，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微软不过是一个逃脱了反垄断管制的幸运儿。很多读者知道AT＆T，也就是著名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曾经垄断了整个美国的长话、市话通信市场。而正因为它在美国通信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阻碍了市场竞争的正常发展，从而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法控告，并于1984年被分拆为八家独立的公司:继承了母公司名称，并专门从事长途通话业务的AT＆T，以及从事市话服务的“贝尔七兄弟”——贝尔太平洋、贝尔大西洋、西部贝尔、南方贝尔、西南贝尔、Ameritech和Nynex。如此巨无霸惨遭大卸八块的命运，美国政府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下手之重可见一斑。

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竞争政策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法。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奇怪，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往往会有助于一个公司增强其市场实力，形成其垄断能力。比如一家公司取得一种新产品专利时，如果它不愿意以收取许可费的方式来将其授权给其他企业使用的话，那么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再生产这种新产品，它就成为市场中这种新产品的唯一供应者，也就成了市场的垄断者。然而，我们再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不存在知识产权，所有企业都可以随意地冒用他人的专利技术的话，那么市场竞争还能谈得上公平、有序吗?还会有人愿意出钱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吗?从这个方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帮助企业确立它的垄断地位，损害市场竞争秩序，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必要政策。

其实，我们所介绍的竞争政策就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维护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正常运行，从而帮助建立起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这也代表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节　“看得见的手”就意味着否定“看不见的手”吗

虽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维护，但我们仍不能过于夸大其作用。如何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不会影响社会经济效率，更不会损害现代市场经济下“看不见的手”的正常运行，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阐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那就是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

很多人都知道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可是现在德国经济已经超越了在大战中取得胜利的英法等国，而雄居欧洲之首了，那么大家知道二战后德国经济如此飞速发展的奥秘在哪吗?

在二战前，以及大战期间，在希特勒政府统治下的德国是通过极为严厉的管制措施，大力发展军事产业和重工业，积极屯兵备战的一个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不仅宣告了希特勒统治的灭亡，也同时宣告了以往德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的终结。

二战结束后，被盟军攻入本土的德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废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为了防止德国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德国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歇尔计划，美国通过直接援助，金融贷款，鼓励贸易，技术与生产设备支持等措施，有力的帮助了德国经济的复苏。这些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有些类似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德国的复苏归结于这些外部因素，更不能将其归结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扶持。德国的经济复苏从根本上仍然是源于其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自身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市场经济。

战争结束后，当时的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开始在德国推行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他首先取消了物价管制，开始尝试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资源配置。政府放弃以往的集中管制经济的职能，转而推行市场化经济。

从本质上来看，战后的德国的经济运行是以自由与竞争为核心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处理自身事情的权利，政府不会干预个人的市场决策，市场的力量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主导地位，从这方面来看，这些思想仍然是源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德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同于斯密时代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政府不但要充当经济的“守夜人”，还必须采用一定的经济政策，来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形成，从而辅助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可能会形成垄断，也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甚至会导致一些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淘汰下来的人丧失生存的能力，这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反垄断，收入调节，社会救济等政策来维持一下稳定运行的自由市场机制的秩序。艾哈德的社会改革，打造了原来的绝对的自由放任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的束缚，实现了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市场机制。当然，在这个经济制度中，市场的力量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的，而政府的作用则更多的体现为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加适宜的社会环境。

如果要给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一个通俗的比喻的话，在这个机制中，所有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人或者企业都好像足球场上的球员，只有他们才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比赛的胜负。而政府则更多的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他的作用是体现在保证球赛能够有秩序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亲自参与踢球。在现实之中，政府的责任就表现为制定与完善各种法律制度，并利用科学的经济政策，从精神上或者经济上，对于企业家一定的指导或扶持，但是决不要直接的去干预经济事务。企业家就好像球场上的运动员，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市场决策，来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决定自身的胜负，而作为裁判员的政府，只能运行足球规则所允许的方法，来维持比赛的正常进行，他们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只能是市场机制所许可的政策。

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有力的推动了战后德国的经济腾飞，到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世界第三号经济强国，艾哈德也就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了一种新的市场机制调节方法，我们看到，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仿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充分运用政府作用，来保证市场机制功能的更好的发挥。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无一例外的全都在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的高效性，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完全的否认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职能。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更多的扮演着一个辅助的角色，然而，其职能的发挥也会极大的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加强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充分的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才是我们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的确，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一些诸如外部经济、公共物品等问题都难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运行得以解决，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寻求政府的作用。然而，政府的干预对于现代经济所造成的种种危害，我们从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以及拉美经济中的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这方面来说，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必须的，但是对于政府行为的监督又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知道，政府干预对于现代经济的破坏，往往不是来源于政府官员的不称职，或者说不是来源于政府官员缺乏相应的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其实更多的破坏作用来自政府官员为了追求一己私利而表现出来的“寻租”和腐败。对这些官员来说，由于制度赋予他超越正常市场秩序下所需要的权力，他有权决定一些利益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之下，获得利益的市场主体已经不再是市场所选择出来的真正的强者，而是由政府官员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或“潜规则”确定的赢家。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赢家并不是在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一番搏杀，打败所有竞争对手而赢得其应得的利益的。他们的赢与输，更多取决于政府官员的一念之差。这显然无法保证市场上的强者成为最终赢家，而经济运行效率就更难保证了。

正是由于政府决策的主观性，对于政府行为的监督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统的西方三权分立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都是希望尽量减少当权者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更加充分地发挥集体决策的制衡作用。但是，由于执行的问题，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官员决策的无私性也是难以保证的。

近年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卸任领导人的贪腐新闻始终不绝于耳，从台湾省的陈水扁受贿案，到泰国前总理他信因腐败被逐下台。我们的近邻韩国，好几任前总统都因曝出腐败问题而接受调查或服刑。在万千聚光灯下的最高领导人的清正廉洁尚难以保证，更不用说远离监督与关注的一般官员了。

当然，就目前全球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实践来看，加强监督似乎已经成为共同选择。通过对账目进行严格的预算、决算、审计，以保证各部门账目的清楚，从而达到监督政府官员的经济问题的目的;通过招投标制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高效率;通过集体决策，克服“一言堂”，打造真正的民主决策的制度环境;鼓励各媒体以及广大民众参与监督，保证决策的透明性;严厉惩治腐败官员，从而打消其他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等等。

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对各政府官员的内外部监督是政府清正廉洁的有效保证，但是要真正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将是一个大的趋势。

现代社会既然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政府决策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让政府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公平竞争的格局下，对于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进行利益分配。而市场竞争的引入，必然又会提升政府管制的效率，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低效率的弊端。

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在采购、基建等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环节中，更多地选择公开的招投标制度。首先向外界公布竞标企业的资质要求，把那些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排除在外，以避免简单的价格竞争，而保证结果的合理性。然后由各投标企业递交标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由专门的议标小组对所有标书进行分析，选择一个对政府最为有利的投标企业。同时，在该企业完成其业务时，还会专门安排一定的审计、监督等相关工作。这其实就是在政府决策中引入了公开竞争，从而有效地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又一次结合了起来。

第三节　现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到底应该如何运作

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讲究不同功效的药物之间的中和调理和君臣佐使，一些看似相冲相克的药物搭配起来，有时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调配、吸收与应用。一百年前，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蔡元培对于中外思想的“兼收并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看似完全对立的两种不同思想，可是，按照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二者也不是不能并存的。前面已经指出，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各有其合理的地方，也都有其致命的不足，而相对而言，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又正好是相对应的。“看不见的手”似乎对于提升市场效率更有效果，可是它的自发性和无序性有时会导致市场过于频繁、过于巨大的波动，从而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经济动荡，资源浪费。“看得见的手”则可以通过政府的计划来安排社会资源的配置，可以增加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减轻社会的动荡，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与刺激，其效率又很值得怀疑。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市场机制可以保证效率，政府管制可以保证公平。在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现在不得不重新谈及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如果只谈“看不见的手”，盲目发展市场经济，导致市场过度竞争的话，往往会引发明显的马太效应，也就是《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凡是有的，还是加给他，让他多而有余，凡是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一点，也要夺过来”。这就意味着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从而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反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受到如此众多的批评乃至攻讦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50年代后我国之所以长期排斥市场经济，原因也正在于此。

然而，我们1958年所建立的人民公社，看似共产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一度也在真正意义上保证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公平的社会权利，然而，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由于当时经济尚不够发达，社会产品没有极大丰富的条件下，盲目地追求公平，其实违反了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结果人民公社很快就走向了反面。

从这方面来看，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纯粹的政府管制经济，似乎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像我国这样经济尚没有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来说，都是不太合适的。

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我们也见证了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飞速增长。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确在很多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相似，我们也同样鼓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即使是传统的国有企业，我们也选择通过改制把它们抛向市场，同时通过股份制经营，保证经营者能够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收益，通过利益来引导各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结果我们看到一个个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逐渐具有了国际竞争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毕竟，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的力量绝不容忽视，我们没有盲目地迷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我们始终也在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所坚决不能动摇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效率方面的作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证明，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的建立，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当前社会中，我们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这似乎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发挥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补充“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之外，显示出了积极意义。我们目前推出的“三农政策”、家电下乡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城乡经济的稳定;4万亿投资中用于西部建设与震区重建的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表明我们国家对于缩小区域差距，争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注;我国的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陆续推进，又成为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维持人们和谐共处的基本保证。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也正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作用这只“看得见的手”二者之间和谐相处、共同作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