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中的分工受斯密“看不见的手”引导吗

第九章　从“看不见的手”到社会分工

这（分工）是整座建筑物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期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第一节　为什么我们需要分工

我们已经深入的介绍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理了，读者们有没有考虑，是什么现象促进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又是什么现象保证了“看不见的手”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其实无论前面我们所介绍市场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是如何实现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存在社会分工，那么每个人都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出现商品交换呢?那就更谈不上市场机制了。

其实，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看不见的手”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商品交换与自由贸易的思想其实都是建立合理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劳动分工理论是斯密的经济思想的根基。

在西方经济学有研究中，有一个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斯密之前就一直存在，即使到了斯密所创造的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世界经济思想的主导之后，这个传统也仍然存在，那就是根据生产投入的多少来判断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产出水平。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啊，我要是投资一万块钱去创业，那么我一年的总产值也只能通过这一万块钱所能采购到的资本品来实现，因此我一年的产值可能有几万元，净收入几千元。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它们一年用于投资的资本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因此，一年的净产值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有多少钱就能干多大的事，这样的理论没错啊。

的确，即使在古典经济思想诞生之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很多西方经济学者在判断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人的产出水平的时候，也往往沿用这种简单的思维。好了，我投入了多少钱，那么我就可以购买多少钱的资本品用于我的生产活动，通过一般的投入和产出的规律，我们可以推测出能创造多大的产出。

可是大家想一下，相同的投入水平，就一定能够得到相同的产出吗?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大学生，或者没有接受过专业化教育的农民工，得到了一万元创业资本，和一些具有成功创业经验的成功企业家得到一万元钱，同时用于自身的创业活动，你觉得他们会创造出相同的收益吗?

与这些传统的单纯根据投入产出关系来判断一个国家产出能力的简单思维模式不同，斯密并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单个个人与企业的运行，更不是静态地去分析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他想，如果要让我一个人去做一个创业活动，那么我又得管钱，又得管市场，还得管生产，还得管一些日常的经营活动，我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工作效率也许并不很高。可是我创业的时候，如果还有几个好哥们愿意和我一起开拓事业的话，那么事情就好办了。也许我可以使用的资金还是和一个人创业时一样多，但是我可以委派专门的人去管我们的资金，安排专门的人去联系市场，再安排专门的人做一些日常的工作，这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我做事情就有头绪多了，办事的效率也会高很多。

当然，在斯密的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我们现代创业这么复杂，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当一个人得到一笔钱时，他可以用于自己的家庭劳动，也可以尝试雇佣一些工人，进行工场手工业生产，尽管钱是一样多，但是分工细致水平不同，收益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斯密就发现了，原来如果有一个科学细致的劳动分工的话，同样多的资本却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啊!劳动分工的价值太大了!那么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分工协作，我们只能得到我们的劳动所能够得到的少数产品，如果没有交换的话，我们日常的生活、生产需求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此，如果要有细致的分工的话，就必须要存在一个发达的商品交换的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斯密再研究这样的市场的运作规律是什么呢?我们所学习的“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就在这样的思考之中产生了。

其实，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我们来研究斯密的思想发展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构建框架。斯密其实是在劳动分工可以增进效率的结论的基础之上，思考怎么样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构建一个合理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要维持这个劳动分工体系，就必须存在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他就必须探索怎么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整的市场机制，从而以此来调节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最后他得到了结论:合理地进行劳动分工，不但能够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可能推动商品交换，促进了货币的产生，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从而带动世界范围的经济的发展。

就好像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启示他发现了万有引力规律一样，也是一些机缘巧合才促使斯密认真思考劳动分工的作用。在斯密小的时候，他们家隔壁是一家制针厂，顽皮的斯密经常没事就翻过墙头，去看那些工人们的工作，也许他还曾经试图像工人师傅们那样，自己动手去做一根针。结果他发现，要是自己尝试去做针的话，会很麻烦，可是他明明看到，那些工人师傅们每天却可以生产出很多包针来。总不应该是我斯密太过愚钝，手太笨吧?他就想啊想，终于想出结论了:其实这些制针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地生产出这些针来，都是由于他们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每个人都只要从事一种简单的工作流程就可以了，原来是分工促成了效率的提升啊。

在后来他的《国富论》中，斯密就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在自己小时候，引发自己深入思考的这家邻居家的制针工厂的运行机制，和自己的思考结论。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这种业务训练，而又不熟悉他所使用的机器的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或许一天制造不出一枚针，肯定不能制造20枚。但是按照这种业务现在进行的方式，不仅整个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它所分成的若干部门大部分也是专门的职业。一个人抽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切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排针头……这样，制针这一重要的业务就分成了大约18道不同的工序，在这些工厂中，每一道都由不同的人手担任，在其他的工厂中则有时由一个人担任两三道工序。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佣了10个人，因此有些人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在奋力而为时，却能每天制针12磅。每磅将近有中等大小的针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000枚。每个人制造48000枚针的1/10，就是每天制针4800枚，但是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这种专门业务的训练，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制造出20枚针，或许连一枚针都制作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不同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或许甚至不能完成其1/4800。”

这段话在《国富论》中极为著名，因为在斯密之前，从没有一个人考虑到劳动分工对于社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他们更多地是追求通过追加投资，以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来换求更多的劳动产品。而且，在斯密之后，可以说，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如斯密这样强调劳动分工的作用。

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劳动效率，更主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来推行商品交换，建立起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他又一次强调:“每一个精明的户主的座右铭是:凡是制作起来比购买更费钱的东西，决不要在家里制作。裁缝不自己制鞋，而是向鞋匠买鞋。鞋匠不自己缝衣服，而是雇用裁缝。农民不自己制鞋，也不自己缝衣，而是雇用这两种匠人。他们全都发现，用一种使自己对邻人居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全部劳动，用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产物或是它的价格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于自己有利的。”“对于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于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凡是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更加低廉的价格供应的东西，最好是用我们自己的按某种优势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去购买它。”

斯密对于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的这几段话都很精彩，但是也很清楚，相信大家都可以看明白其中的意思，因此并不需要我对它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解释，每个读者就可以理解其背后所包含的一些科学的思想。也许大家还会觉得，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我觉得没什么神奇的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斯密那个时代，尽管已经逐渐出现了手工工场，出现了一种自发状态下的分工，也促进了当时的商品交换的发展。然而，从来没有人会深入地去思考这个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科学道理。就好像很多人都看过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可是为什么只有牛顿才发现了万有引力规律呢?大家都把这些现象当作了一个习以为常的必然结果，反而难以去思考它们背后的问题。这也许就是像牛顿和斯密这样的伟人，和我们这些普遍人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吧。

第二节　我们生活中的分工受斯密“看不见的手”引导吗

也许斯密早期只是感觉到了正是由于分工，使得他的邻居家的制针工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等到他成年以后，参观了更多的新兴工厂，而且通过周游列国，感受到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的时候，他开始在更深的领域去思考社会分工的作用了。在他的思想中，分工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家工厂少数几名工人之间，它其实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的，也可以用来指导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原来分工是如此的重要，它都可以主导世界格局的变化，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在当时的欧洲中的经济地位的改变。尤其是当他看到，分工发展比较快速的英国，居然能够相继打败以前的世界霸主荷兰和西班牙，赢得了世界的霸权，他才深刻地感受到，原来分工如此重要啊!

斯密开始深入地对劳动分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应用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结合他所感受到的“看不见的手”的规律，斯密发现了，原来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自发地实现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不同社会成员，乃至不同国家的自由分工啊。我们每一个国家其实是没要必要去干预这种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只要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就可以了，而决定他们的分工内容的基础则是在于每一个市场主体在生产某些产品方面的优势。我们政府的干预不但不会发挥作用，反而会阻碍这种自然优势的形成，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损失。在这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与分工理论也就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

在斯密看来，如果要判断不同的市场主体在生产方面的优势，我们只要简单地去看他们的劳动效率或者是生产成本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生产相同的产品，如果一个人能够比其他人的生产效率更高，或者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意味着他在生产这件产品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他就应该在社会分工中固定地从事这件他具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劳动，而用其劳动所交换得到价值，或者是用货币所表现的财富，再去交换他不具有优势的其他产品，这将比他同时生产几件产品更加合适。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方面具有优势，那么他就应该从事这些产品的供给，而用这些产品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产品，这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在现代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样的道理，无论是对于个人、企业、区域，还是国家，都是成立的。

我们中国的国企改革其实就很好地证明了斯密在这里的结论。我国改革开放中企业改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转变企业办社会的传统观念，把企业的一些非核心部门全都剥离出去。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的传统思想是“大而全”，一个企业除了要从事其参与市场活动的一些生产活动之外，它们往往还会为企业的职工创办食堂、幼儿园、小学等福利性单位。这样的做法显然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职工，但是不知道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否还会怀念如此功能齐全的企业。

诚然，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上班期间的就餐问题，子女的入学问题，一些相关的后勤保障问题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相信有很多人还是更喜欢现在这种具有更大主动性，更多选择权的生活方式。在以往的企业中，食堂的存在的确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餐问题，但是如果每天只有少数几款菜品的选择，而且饭菜口味不佳，也许会令很多天天不得不吃这些饭菜的工人觉得如嚼生蜡。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尽管不提供就餐服务，但是我们往往会有更多的选择，通常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定购到各种口味的菜品。在以前的机制下，企业的确会创办中小学，以解决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可能由于教师水平不高，耽搁了很多本来前途无限的职工子女。现在，尽管教育支出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花费，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学校与家庭的距离，子女的兴趣爱好，选择最合适的学校，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成长。在以往的机制下，我们居住在统一的单位宿舍中，如果房屋、水电、基础设施发生了什么损坏，我们的确可以找相关的后勤部门前来检修，然而，很多时候一个小毛病也得拖上数月才会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收入水平，选择购买合适的商品房，如果再发生什么问题，专业化的物业部门往往能够更加及时、更加高效地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大家会感受到，尽管在传统的机制下，我们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地享受一些额外的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有时给我们带来的烦恼远多于享受。而在当前的社会机制下，我们一切需要的服务需求都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满足，而且由于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选择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我们从中得到的满足感往往会远高于以往。

其实，在传统的企业办社会的机制下，由于那些企业所设立的服务性单位往往只面向企业职工提供服务，其业务范围非常狭窄，从而导致无论食堂还是幼儿园都会面临经营不足的困境。食堂只有在工作期间为数量有限的本企业职工提供就餐服务，而幼儿园可能会因为本企业职工家庭中的适龄儿童数量不足，而导致每个年级都仅有有限的几个学生。由于规模的不足，这些经营性单位的效益就可想而知了。而正是由于这些经营性单位的规模不足，效益低下，这也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在这些经营性单位中作过大的投资。比如，可能食堂中的厨师、幼儿园的老师大都由职工家属来担任，这就可能由于缺乏专业性的训练，从而影响这些服务性单位的服务质量。

而正是由于背负了太多本不需要由企业承担的职能，单纯依靠企业来办社会，这才导致了我国早期众多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以及国企职工对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性。通过改革，国有企业把上述的这些食堂、幼儿园等非生产性部门剥离出去，转而由社会来承担这些本来由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这样，企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如从这些经营性单位中剥离出来的资金、人力、房屋、设备等，从这些效率过低的非生产性部门转向更具效益的生产性部门，从而可以明显地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而另一方面，剥离后的企业中关于就餐、子女受教育等服务都将推向市场，由市场中专业的机构来予以实现，这将大大提高这些单位提供相关服务的专业性与运营的效率，而这正是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的真实解读。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传统的自然经济，就好像电视中看到的牛郎织女过的幸福生活一样，男子负责耕地、砍柴，女性在家庭中从事一些手工劳动和家庭管理，其实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家庭就构成了一个最小的经济单位，这些家庭都在试图去生产所有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家庭中的每个人都会从事很多种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家庭之中，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只能够吃自己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或者自己去山中打的野味，可以选择的食材非常有限;同样，也只能穿自己织出来的布做的衣服，根本不可能去想象要买些高档时装，去追求时尚流行。

可能有些读者会说，肯定是这样的啊，毕竟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嘛，但是什么造成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呢?真的是科技水平的差异吗?诚然科技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不可小觑。

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中，每个人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去生产所有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不但没有提高这些产品提供的准确性，反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劳动分工，导致个人的工作效率的低下。而市场经济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反映为通过一定的社会分工，每个人只需要固定地从事一项自己所擅长的工作，并用自己从该工作中获得的收益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生产与生活所需要其他产品与服务。

其实，对于现代经济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劳动分工的意义。相信一些收入较为丰厚的读者有时家里会雇佣钟点工，或者长期雇佣保姆等家政服务人员。那你为什么会雇佣这些工人为你们服务，而不去自己尝试去做这些日常的家务工作?是因为你们做家务劳动方面的技能不如他们吗?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对于这些雇佣他人为自己做家政服务的人来说，雇佣家政人员为自己提供相关的家政服务，从而使自己节约出本来将用于做家务工作的时间，将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可能会远高于用来雇佣这些家政人员所需要支付的工资支出。比如，对于一个年薪数百万元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他每天都必须进行众多繁忙的公司决策工作与管理工作，这都将花费他很多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在他的家庭里，他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因此作为父母的天职，他就必须承担起一部分家务工作。然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上天不会因为你工作如此繁忙，而让你的一天变为25个小时，也不会因为你过于浪费时间，而只给你23个小时。从事家务劳动，必将占用他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专业的经济学术语来说，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那么作为这种资源的占有者，他就必须要考虑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利用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他如何才能够创造出最大的经济价值。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高薪的管理人员往往会权衡他的时间收益。假设他一天本来需要用一个小时来做一些家务劳动，而他同样也可以用这一个小时来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按照他年薪百万的计算，他一小时的收入应该在千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亲自从事一些家务劳动的话，那么他付出的不仅是一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还包括这一个小时的劳动时间本来用于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可以获得的一千元收益，这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成本。

我们假设，这个高薪的管理人员如果要雇佣一些专业的家政人员来代替他从事这些家务劳动的话，他也许要支付20元的钟点工费用。如果你是这个高薪的管理人员，你会如何选择?如果你亲自做家务活的话，你损失的是从事专业工作一小时获得的一千元的收益;如果你不做家务活的话，你要支付的只是给钟点工的20元的费用。孰小孰大已经很清楚了，作为一个正常的决策者，他都会选择雇佣钟点工。

与上述现象相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是，我们现代社会中全职太太增多了，这其实也是反映了“看不见的手”所左右的劳动分工。现代社会中很多成功的男性企业家，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收入都非常可观。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他们的时间非常紧张，如果他们要花费相当大的时间用于家务活动或者管教孩子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影响他的工作，进而极大地影响他的收入水平。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对家庭的重视是远高于西方社会的，因此，很多人不会简单地通过市场的手段，把家务劳动交给家政人员，而把孩子委托给家庭教师或学校，父母必然要承担起相当大一部分的家庭管理与子女教育的工作。既然男方收入较高，如果让他来承担这个工作，牺牲也必然极大。而对于女方来说，如果她到社会上工作，也许也能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其收入往往远低于男方的收入水平。因此通过分工，牺牲女方的工作收入，而由其分工来承担起家庭管理和子女教育工作，这也成为很多高收入家庭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并非是由于受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是“看不见的手”通过比较双方的优势，以及衡量他们承担这一工作所放弃的收入，也就是他们的机会成本的大小后，所作出的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是在某一个家庭中女性成员的收入要高于男性成员，那么出现全职先生也是“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结果罢了。

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它同时也是“看不见的手”的运作的关键。正由于劳动分工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才会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

第三节　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如何引导区域分工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读者们不要把斯密的分工理论理解的简单化，片面化了，他所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以及企业的专业化经营，斯密的分工理论还可以指导区域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和个人、企业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相类似，不同区域在发展产业方面往往也会具有不同的优势，那么通过发展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往往也会对于参与分工的这几个区域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经济发展早期，很多省份往往也会制定出极为宏伟的发展规划，把很多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产业都纳入本省、本地区的发展规划，遍地都要发展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石化产业。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也不是每个州在发展经济方面都是平衡的，更不是每个州都能发展所有的重要产业的。在我国这个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容纳如此多的钢铁中心、汽车中心、石化中心吗?

我国50年代以后有半数以上的省份曾经把发展汽车产业纳入发展规划。的确，我们也见证了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遍地都有汽车厂。有的厂甚至年产仅有数十辆，有的地方在技术水平上不足以独立完成一辆整车的设计与制造的时候，他们甚至选择到其他地区购买散件，在本地装配整车，并以其作为他们工业发展的主要成果进行展示。

可是我们同样也见证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汽车产业是何等落后，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成本远高于国际正常水平，这样的汽车企业遍地开花明显是不合理的。时至今日，尽管现在我国的汽车企业的数量仍然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省份已经明显少了，国内一些主要车企的生产规模也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车企已不再坚持完全由自己完成整车的全部设计与生产工作，他们有的选择把汽车设计外包给国外的一些设计公司，以弥补自己设计能力不足;把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外包给周边一些中小企业，以减少自己生产管理、运营的压力;把汽车的销售外包给一些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从而加快自己的资金流动，保证自身的财务状况更加健康。这一切其实正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在企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

对于我国的众多汽车企业来说，即使是规模最大的一汽，二汽，上汽等汽车公司，与那些国际知名的汽车公司相比，它们在资金实力、技术水平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还指望在整个汽车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迅速实现对于那些国际知名企业的赶超，明显是不现实的。而通过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每个企业都专注于汽车产业的某一个流程，或者某一个部件，这样的专业化的合作，可以保证所有企业都把其全部的资源，或者起码是绝大多数资源仅投放在某一个关键的领域，而不再分心考虑生产的其他环节，这也更容易保证他们取得重要的技术突破，从而以点及面，逐渐实现对于国际知名企业的追赶，全面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我们熟悉的空中客车，就是很多西欧国家的不同企业之间协作的成果。尽管空客是一家身处法国的飞机公司，但是它的发动机、座椅、舷窗等很多零部件却是由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与地区的不同企业所生产的。我们设想一下，像飞机这么庞大的产品，有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极为复杂的生产环节，如果要勉强在某一个区域之内来单独进行它的全部生产过程的话，一来当地的人力、资本等生产资源可能并不足以支持如此复杂而巨大的生产过程;二来如果把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的生产都纳入到一个独立的企业内部的话，那么由于其复杂性，将会给其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导致各生产环节缺乏足够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影响其效率或产品质量。而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通过市场的手段，从外部市场来获得一些必要的零件的话，这往往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选择真正合适的零部件的供给商，市场竞争的存在也是可以保证它们的生产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市场化的运营固然给企业的生产带来一些不稳定性，但是市场竞争的存在却是可以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效率的，这反而会更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

在我国，其实不同地方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我们知道，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就在于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存在，而如果上海把它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局限于上海本市的话，相信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内，那么多实力雄厚的现代化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将会是极为有限的。而提到上海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忽略江苏与浙江二省的支持。我们知道，所谓的江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用上海的资源，面对上海的市场实现发展。江苏和浙江则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两翼，它们的存在同时也突破了上海这个狭小的市场对于本土企业的发展的限制。它们不但从人力与资本上，对于上海地区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补充，还极大地拓宽了上海地区企业的市场，从而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我们看到，在50年代，江苏和浙江一度被我国确定为主要的农业基地，重点发展农业。即使当时轻工业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并没有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足够的重视，也就无从对上海的经济产生支持作用。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前，商品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也导致上海与周边的江苏、浙江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可以说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其实是作为三个独立的经济体单独地发展。其结果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但改革开放之前，这三省市的发展速度并不突出。

可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长三角的经济会得以迅速地提升呢?其实早期只是一些上海的技术人才利用周末时间去周边的江浙地区，为当地的乡镇企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赚一些外快，但是这些技术人员的个人行为却为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带来了新的技术人才，从而推动了这些企业的发展。然后，随着这样的周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乡镇企业利用他们所雇佣的上海的高级人才作为桥梁，逐渐加强了与上海地区的企业之间的协作，开始尝试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零部件或是生产原料。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经济协作，上海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协作得以形成，并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看到，现在通过发展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把江苏与浙江很多与上海经济协作较为频繁的地区纳入半小时经济区，从而为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协作创造更为良好的硬件条件，这也为它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当前的几个经济中心往往表现为区域性的几个经济体之间的密切协作，不但有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浙江这一传统的经济体，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珠江三角洲，则更明显地表现为广东地区的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间的经济协作。当前国务院所重点发展的天津滨海新区则是为了启动天津、北京、河北等地区性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某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必然少不了对于周围经济体的辐射，而另一方面，也不可缺少周围的其他经济体对该地区的经济支持。这样，通过发展一个区域性的协作机制，发展区域分工，将会极大地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之间的协作远比个人之间或者企业之间的协作复杂。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或者是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完全可以用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来进行分析。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在某一种生产中具有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是表现为生产成本更低，或者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可能是占有某种这个生产过程中所必须使用的生产要素，他就应该专门从事这种产品的生产工作。

我们固然可以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去解释一些区域之间的协作，比如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往往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在资金更为充裕，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更低的区域，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更为合适。然而，我们仍然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仍然有些分工是根本没有办法用生产成本或者生产效率来解释。比如我们知道，我国很多著名的运动鞋品牌都在福建。可是如果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福建肯定不会比周边的江西、湖南等省便宜;如果要考虑资金优势，福建也肯定比不上周边的浙江与广东;即使是比较历史传统，福建可能也比不上国内的一些传统的运动鞋主产地。可是，为什么现在福建却成为了我国的最大的运动鞋产地呢?

当然，我们知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不能解释上述这一现象，只能说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但也并不是说就根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可能福建一开始只是兴起了一两家运动鞋品牌，但是随着匹克、安踏等运动品牌通过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合作，利用强有力的体育广告宣传取得成功后，它们就为周边其他的投资者树立了一个模仿的榜样。而这些先行成功的企业，又正好为后来的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熟练技术工人、产品设计人员、发展模式、管理制度等有利的发展条件。这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经济中极为常见的一个现象，当一个地区发展出一到两家成功的企业后，围绕这个企业，往往会在这个区域发展出一大批同行业的新的企业。这些企业之间通过密切的人员、信息、技术、资金的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硅谷可以说是这方面最为著名的案例。之所以硅谷成为现代全球信息技术的中心，不是在于这个地方有多么特殊，只是因为惠普和微软两家大的IT企业最早在这个区域诞生并得到发展，而它们恰恰为后来的IT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后来者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

在现代国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如果每个地方仍然不考虑与周边的其他区域开展合理分工、经济协作，而单独地规划自己的发展的话，这必然会影响其决策的科学性，甚至导致投资的极大浪费。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投资资金还极不丰裕的时候，一度有十几个省市同时引进同一条家电生产线，从而导致我国的彩电、冰箱遍地开花。仅意大利的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就引入了八家，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海尔、美菱、长岭－阿里斯顿等著名厂家，结果引发激烈的彩电价格大战与冰箱价格大战。可以说，正是这些“决策时拍脑袋盲目选择投资项目，投资时拍胸脯保证肯定赚钱，失败时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工程导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非常严重的重复投资，其结果当然是给当地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破坏。

第四节　欧盟为什么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斯密的分工理论里面，要保证个人与企业之间实现合理分工，就必需要一个完善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存在，而要想在区域之间实现合理的分工协作，同样无法缺少一个自由的市场。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取消区域保护主义的论述。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在英国普遍存在着同业公会，它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行业协会，但是那个时代的同业公会可不像现代的行为业协会这样缺乏强制力，它可是一个权势极大的机构，它享有相关行业的独家垄断权，如果不能得到它们的许可，个人和企业是根本不允许在这个行业中生存的。为了保证在这个行业中的行业者能够获得市场的垄断权，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同业公会往往对于从业者，尤其是本行业中的雇佣工人的资格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定，比如规定如果有哪个劳动者想要进入这个行业，那么你必须先作为学徒工在现有企业中无偿的工作一定的年限，而且还严格的限定一家企业最多只允许雇佣几名学徒工，从而避免进入该市场的劳动者数量过多，导致该项市场的竞争加剧。

斯密在《国富论》中严厉的批评了这种同业公会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其实是极大的阻碍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限制了生产资料在当时英国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阻碍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斯密甚至把这种制度认为是对于天赋人权的侵害。毕竟按照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的理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在同样的条件下，公平的竞争。然而，同业公会制度，甚至是斯密时代的户籍制度，都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上的每个人在平等的条件下，作出公平的选择。

正是出于促进分工和促进市场机制健全的考虑，斯密才特别强调利用“看不见的手”来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不同个人，不同企业，不同区域，及至不同国家之间的合理的分工机制。斯密提出要保证“看不见的手”在区域经济协调之间的作用，就必须要我们减少对于区域经济的保护，削减对于本区域的产品的支持，以及对于其他区域产品进入本区域的门槛设置，并且减少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实正验证了斯密关于利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区域之间的协作的理论，尤其是在斯密的故乡，在欧洲，我们见证现代区域经济协作最成功的典范——欧盟的产生与发展。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欧盟国家旅游，那么相信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的产品、生产要素的开放性必然会给你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很多其他欧盟国家的商品。这些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会受到关税或者一些进口配额的限制，它们可以自由地被输送到欧盟内的每一个角落。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市场上买到法国葡萄酒，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欧盟国家买到正宗的德国啤酒。即使这个国家的市场上同样也出售他们本国、本区域所生产的葡萄酒或者啤酒，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些进口酒的销售会影响本国酒的市场份额，而为之设置各种限制。

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也可以在欧盟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喜欢足球的读者会发现，在一些欧盟国家的豪门足球俱乐部中，真正的本国球员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而这些球队的主体往往是由不同的欧盟国家的球员所组成，并辅以少量欧盟之外的外援。比如，很多球迷可能很喜欢英格兰超级联赛的阿森纳队，但是作为一支英国球队，一线的二十多名球员中仅有二到三名英国人，其他主要是法国、西班牙、丹麦等欧盟成员国的球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超联赛只允许使用英国本国人的话，那么由于选材面过于狭小，球队的发展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英超也就不会发展成为现代足球的第一联赛。而正是由于放松了对于外国球员的限制，大量地促进英国球员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球员之间的交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选材，也就意味着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之内实现人员的合理分工，因此，无论是阿森纳队，或者是英格兰超级联赛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如果要违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也会受到市场的严惩。在我们国内，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区域之间的保护主义，它们往往会限制区域分工的深化，从而阻碍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更为合理地利用资源。可能有些读者曾经游览过国内很多城市，想必大家都会发现，北京街头的出租车绝大多数是北京产的北京现代，上海的出租车更多是上海产的桑塔纳，而天津跑的是从最早的天津夏利到后来的天津丰田威志。

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之所以各地都倾向于使用本地生产的汽车作出租车完全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为了保护本地的汽车企业，或者通过硬性规定，要求出租车公司必须使用当地产的汽车品牌，或者则通过补贴等市场化的手段引导出租车主使用本地品牌，更有些地方则通过制定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入本地的数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地方政府肯定也会因为其他地方在选择出租车时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而致使自己所生产的汽车无法打入当地市场而愤愤不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他们又为何既痛恨别的地区针对当地出租车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又制定出让别的地区痛恨的保护主义政策呢?其实，如果允许所有的汽车品牌在公平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有理由相信各地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质量更好的汽车产品，我国的汽车产业的配置也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其实，不仅仅在汽车市场，目前在国内，各个地方政府在狠抓本地的GDP增长的同时，通常都会采取很多针对外地商品与要素的保护主义。首先，各地政府在公共采购时往往会优先选择本地品牌，同时还会运用各种相关的政策以限制外地商品的输入，以及鼓励对于本地商品的消费。我们曾经看到某些地方政府对外地客货车辆征收额外的过境费用，也曾看到某些地方政府以市容保护、生物检疫为名，明令禁止外地的西瓜、桃子等水果，或者其他商品入境销售，而对于本地所产的同类商品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施加过多的管制。可是，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是否考虑过，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的生存，他不可能只消费本地所生产的产品，而不再购买其他地方的产品。如果真的通过行政规定的方式，明令禁止所有外地产品的销售的话，可以想象，当地居民的消费的选择将大为缩小。这就好像要求一个人同时既为自己耕作粮食、蔬菜，又得为自己制作衣服、鞋子等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选择好像是回到了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之中，这种经济的效率已经不需要我们再作更多的分析了。

2009年4月，网上忽然盛传一条湖北省某地政府下达红头文件卖香烟的新闻。该地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县内各个单位的公务用烟使用数量，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按每条170元的标准来计算的话，该县各政府部门和机关单位一年要抽掉近400万元的香烟，才能够完成县政府下达的任务，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将会被扣减公用经费。经过媒体的调查，我们知道，由于该地与湖南接壤，当地人民往往习惯于消费湖南香烟，当地所产的卷烟销售因此大受影响。而政府的这个举措则明确规定，所有由政府财政供给经费的政府部门或机关单位，只能够购买本地所产的香烟，并给予了一定的数量规定。为此，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用于监督各单位的用烟情况，如果再发现消费湘烟的现象，每次都将处以2000元的处罚。这其实就是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当然，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更多是网友对于政府公款消费价值如此巨大的香烟不满。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如果当地的香烟真的质优价廉，那么相信只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导，市民们就会自发地消费本地香烟，这也正是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而政府的干预则扭曲了市场的选择。也许本地根本不适于发展卷烟产业，如果能够把用于发展卷烟产业的经费用到其他更适于当地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当地来说，也许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只是这样简单通过地方保护来促进本地区的卷烟产业的发展，相信其他地区也可以同样采取这一措施，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地区都将只会消费本地所产的卷烟，他们所生产的卷烟再将也不能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这对于我国的烟草产业，或者类似的其他存在地方保护的产业来说，无疑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与斯密生存的时代相同，国内的区域间的保护主义，不仅反映在商品的流通之中，更为突出地反映在要素的流动之中。斯密也曾经严厉的批评过他的那个年代的户籍制度。很多人都觉得外国由于不存在户籍制度，劳动者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性比较大，因此它们活的比我们更自由。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在斯密的那个时代，在欧洲很多国家中也存在着类似于我国的户籍制度。政府规定每个劳动者归属于哪个区域，不属于他们随意的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流动。只是由于斯密对于户籍制度的批评，以及他所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户籍制度才在西方世界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即使到了现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限制要素自由流动，自由配置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与针对商品的保护主义仅仅是限制外地商品的输入不同，对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的保护主义则显得更为复杂。对于资本的流动，各地往往是鼓励引入，却限制流出。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招商引资作为一项日常工作而常抓不懈，他们为了解决本地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往往会通过颁布很多有利于外来资本的政策，吸引外地客商前来投资设厂。而另一方面，作为这些投资者所在的当地政府有时会把这些流出的资本看作本地的损失，而会选择游说，或者采取政策的限制，来阻碍这些投资者把资本投到其他区域。但是我们知道，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一个投资者之所以会愿意对其他地区投资，显然是因为当地不具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或者说，他们认为到其他地区投资可以获得比本地投资更高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引导资本流向的往往是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导向。作为地方政府，如果不把重点放在改善投资环境、为本地的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机会，而选择通过打击赴外投资者来限制资本流出的话，其实是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行，其政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与资本领域的鼓励输入、限制输出相反，我国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则存在两种相反的政策限制。对于内地的很多省市来说，由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低于沿海地区，本地根本没有能力消化现有的劳动力数量，因此他们会选择鼓励劳动力输出的政策。他们一方面会利用当地的劳动部门，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并提供一定的外来招工服务，以引导当地劳动力的合理的流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会鼓励发挥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的引导作用，利用亲友关系，介绍更多的本地务工人员外出就业，从而缓解本地的就业压力，并且利用返乡务工人员的技术、资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与这些内地地区鼓励劳动力输出相反，即使在前几年，我国南方各省出现严重的民工荒时，这些大量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地区仍然选择了严格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的措施。我们知道，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仍然是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的，正是由于相同素质的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工资报酬，他们才会选择改变就业区域来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我们可以想象，由于外出就业相较本地就业会给劳动者带来很大的不便，只有外出就业可以比本地就业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足以补偿这些异地就业所带来的不便时，才会促使这些劳动者放弃在自己家乡就业所享受到了各种便利条件，而选择适应外出就业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一切其实背后都是隐藏着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出地的劳动力供应数量将会大量减少，从而缓解过多的就业压力，提升当地的工资水平。而劳动力的流入地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大量增加，从而带来众多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进而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当这些劳动者感到高收入地区就业比本地就业所多获得的工资报酬，恰好等于自己外出就业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所造成的损失时，我们就可以说市场达到了均衡。

然而，在现实之中我们看到，由于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往往会给人才输入地带来一些治安、交通、居住、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甚至破坏，因此各个人才引入地往往会制定种种限制人才输入的政策来减少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在这其中，户籍制度应该是影响人才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往往使得户籍所有人比起其他外来人口能得到更多的福利，比如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而对于外来人口严格限定给予户籍的条件，也就意味着把更多的外来人口排除在本地福利之外，这也等于人为将当地的人群分成了不平等的两类，显然会极大地打击外来人口的就业积极性。目前国内户籍限制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北京等直辖市城市，即使是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要留在这些地方就业，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面临无法解决户口的难题。而对于仅仅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获得这些城市的户口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们选择留在这些城市就业，将面临着与当地人的不平等竞争。即使从事完全相同的工作，他们只能获得更低的收入报酬，同时，为了享受当地人的一些福利，他们又必须支付更大的代价。这必然会极大地打击这些外来人员的就业积极性，从而影响这些城市的劳动力的供应情况。

与户籍制度相伴而生则是的外来人口的收容遣返制度、暂住证管理以及过去的特区边防证管理等，这些制度其实也是反映了城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而区分这些人口的标志仍然是户籍。即使近年来这些方面的管理有所松动，但是现在各个城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治理，很多基于人口的户籍关系的不同，而对于不同劳动力实行分别对待、歧视对待的制度至今仍然可以在很多的大中城市看到。2009年初，当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时，一些大中城市又重新推出蓝印户口制度，规定外来人口一次性付款购买一定金额以上的房产则给其家庭当地蓝印户口，仍然是要求这些外来人口通过支付巨额资金的方式去获得所在城市当地人口可以获得的部分福利条件，仍然是一种明显不公平的制度。

我们知道，如果是完全不设置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比如完全取消户籍制度，或者克服劳动力就业中的地域歧视问题，我们可以保证在不同区域劳动力可以获得完全相等的收入，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就业在整个大的区域之内实现了平衡。通过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均衡分配，也就可以保证整个生产在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从而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然而，现实之中，对于劳动力以及资本流动的限制，反而阻碍了要素在不同区域的流动，这也就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长期存在。比如说，我国的北京、上海的收入水平明显会高于其他内地城市，这完全是由于存在种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因素，从而导致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完全实现它的调节作用。与此同时，这种收入差距，也正是反映了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由于存在种种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劳动力的供应往往是不足的，这必然会导致其工资水平会远高于其他区域，而资本供给的绝对数量尽管是远高于其他区域，但是相较于其市场需求水平，以及劳动力、技术、知识、基础设施等配套要素所提供的发展机会，这些城市的资本的供应仍然是相对不足的，这同样保证了他们在大城市可以获得远高于中小城市的利润水平。当然，随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国内流动的障碍的消除，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要素的价格均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工的思想将被广泛的运用，我国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的协作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我们普通民众也会从斯密的思想中享受到很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