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看得见的手”

第十二章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立法者还必须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从各方面看，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的运动。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地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第一节　“看不见的手”真的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吗

我们在前面一直在强调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科学性，以及它在我们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但是我们也介绍了早期美国、德意志等违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运行规律，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结果反而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经济强国的历史事实。也许有些读者已经在心中嘀咕了:到底斯密的理论是对还是错啊?怎么按照他的理论做的英国固然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可是违反他的理论的美国、德国和日本，不也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吗?到底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要不要按照他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规律办事啊?“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并不否认，“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能说在通常情况下它是有效的，能够促进绝大多数按此规律作出行为决策的市场主体的自身发展，但并不代表着它一定能够解决一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不见的手”也存在不足。

首先，我们知道“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依赖于市场价格对于市场供需的调节，而市场的供需情况又反过来决定市场的价格变动，一切都依赖于价格与供求之间自发的运行来维持。这种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发性就难以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始终是维持在一种自动调整的状态之下，这必然会带来经济波动的加剧。通俗的说，市场机制下的市场价格有些像我们所做的心电图，它会围绕均衡价格水平而上下波动，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往往会鼓励社会生产，从而使经济处于繁荣阶段，然而由于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水平，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之下，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大量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甚至产生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阶段，市场价格水平往往又会低于均衡价格，从而极大的刺激了社会需求水平，推动着经济的恢复，甚至重新回到繁荣。这样，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市场的价格就会围绕均衡价格而上下波动，这也就促使社会维持一个“繁荣－衰退－危机－恢复－繁荣”这样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的经济周期之中，除了市场价格能够偶尔的保持在均衡价格之上，从而使得经济能偶然地处于均衡阶段，在其他时间，无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都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其实，我们所熟知的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或者是当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次次贷危机，都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社会生产供给大于需求的不均衡状态。当然，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运行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确实可以自发地通过对市场价格水平与供求关系的调节，最终克服经济危机，但是这必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当经济处于这种长时期的不均衡之中时，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也就必不可免了。我们经常提到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企业把大量的牛奶倒入下水道，而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性。其实，这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罪过，而只是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市场机制调节过于缓慢所造成的社会损失。

当然，前面所说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市场的供不应求则常常表现为西方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物价过快地增长，也同样会使广大人民群众承受巨大的痛苦。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经济运行中甚至出现了滞胀。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供过于求所带来的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来调节社会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更大的难题。

其次，其实我们前面的分析过程中，大家应该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的顺利实现必须依赖于很多假设前提，而现实与理论假设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影响“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正常运行。比如，前面已经介绍过，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性预期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往往都会影响市场调节的效率。也许这些因素不会完全否定市场机制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但是这些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往往会导致市场长期处于偏离均衡的不稳定状态，这当然也会对现实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格局的存在。熟悉西方经济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各个企业通常规模很小，此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当企业的规模加大时，其盈利能力往往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各个企业的积累，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市场垄断力量的企业，比如，我们熟悉的可口可乐、通用汽车、微软等。它们在产生之初只是一个极小规模的企业，但是由于选择了合适的市场，执行了科学的运营策略，企业规模不断膨胀。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实也加强了现代企业的垄断能力。一旦某一个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研发活动，获得一项技术专利，那么他们就可以凭借这项专利成果，排斥其他的市场竞争对手，从而成为该市场的领导者，甚至是垄断者。

在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经济中，无论哪个行业，我们都可以看到若干个知名大企业的存在。比如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绝对的市场领导者;在运动装备行业中，耐克与阿迪达斯是两大领导者;在西式快餐中，肯德基与麦当劳也是两大领导者;在汽车产业中，即使克莱斯勒与通用汽车先后走向破产，传统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只剩下福特一家独撑残局，但是考虑到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汽车公司，德国的大众、奔驰等其他世界知名汽车厂商的存在，这也并不代表以后的美国汽车市场就是福特汽车一家之天下。其实无论在哪个行业中，这些绝对的市场领导者都可以对市场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价格策略与市场供给策略，这必然会影响“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选择会使市场维持在一种非均衡的状态之中。这样的选择也许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更符合其利益，但也往往会损害社会的整体效率。

2008年微软公司在我国实施了打击盗版的“黑屏计划”，相信很多读者对此仍记忆犹新。无论从道德或者法律上来说，盗版都是一种不当行为，盗版者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了微软公司花费巨额经费研发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微软的反盗版措施非常愤慨，是我们的道德问题吗?显然不是。如果微软真的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话，它应该把“Windows”的价格确定在一个使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相对均衡的水平上，考虑到中国的收入水平，这个均衡价格必然不应该太高。可是，出于自身对市场的垄断地位，微软对我国实行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歧视性高价策略，一套零售版“Windows”长期维持在数千元价位上，考虑到当时的电脑价格，一套通用软件的价格竟占到硬件价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消费者必定难以承受，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在这种高价策略之下，众多国内消费者放弃更为安全、稳定的正版软件，而去安装廉价的盗版软件。这种选择显然也破坏了市场的经济运行秩序，损害了社会的效率。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样的选择就是违反“看不见的手”的运行规律的。

几年以前，我国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很多DVD播放机品牌，其价格也一度从刚投入市场时的数千元迅速跌到几百元。可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近些年来市场上的DVD机品牌明显少多了，价格不再像以前那样迅速下跌了。有些消费者可能以为是DVD机价格跌到了厂商的底价，但事实上，这只是市场的垄断力量左右了我国的DVD机市场。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全球最主要的DVD机生产国，但有谁知道DVD的专利归属在哪里?

DVD作为一种技术专利，它的所有权掌握在两个大的企业联盟手中:一个是由索尼、先锋、飞利浦、LG所组成的3C联盟;另一个是由日立、东芝、松下、JVC、三菱电机、时代华纳所组成的6C联盟。作为这些专利持有人，这几个大的跨国公司可以免费使用DVD的专利权。可是自2004年开始，它们向我国众多DVD机厂商索要专利费用。既然人家持有这项技术专利，那么我们向他们支付专利费用似乎是理所当然，但是大家能想象得出我们需要支付多高的专利费用吗?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市场中的DVD机一般价格水平在500元人民币以内，可是我国厂商所需要支付的专利费却在20美元之上，按当时的汇率计算至少得花费16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国的厂商需要把相当于产品售价的三分之一支付给DVD专利持有厂商，这似乎有些夸张了吧?这么沉重的专利费用很快压垮了我国大量的DVD机生产厂商。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中DVD机厂商有很多是与上述专利持有人达成贴牌生产协议或者联营协议，而其他企业基本上都被逼停产或者转产。从市场机制来看，这些DVD专利持有人向我国厂商征收高额专利费用的举措似乎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因为它们对于专利使用费所确定的价格明显过高，这也就压垮了众多国内DVD厂商，也就根本得不到太多的专利费用。然而这一举措保证了它们对于我国DVD市场的垄断，也可以维持其市场垄断力量。尽管在这里面看不到太多的干预市场机制作用的行政力量，然而像知识产权这种我们熟悉的无形资产仍然可以帮助企业形成垄断力量，从而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实，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垄断力量对市场机制的破坏，然而这些市场垄断力量有时又来源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市场的运行会产生垄断，而垄断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这必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对垄断等阻碍市场运行的因素进行管制。

最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充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失灵。前面介绍过，在市场运行中，每个行为人的活动有时会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单单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我们往往无法考虑其对于他人的外部作用，从而影响市场调节的效率。比如山西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单纯依赖市场力量来调节的话，必然出现众多投资者纷纷进入煤炭行业，从而产生大量的小煤窑。可是小煤窑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全省煤炭的开采效率，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经常出现的事故又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小煤窑的存在必然给外部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不经济，这同样必须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面控制小煤窑的行为。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是，我们知道西部很多省份的农民以前一度以采摘发菜为生，从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看，选择采摘发菜是市场机制对农民行为的自发的调节作用。然而我们知道，采摘发菜会破坏其生长的土壤植被，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也就是说，这一行为存在严重的外部成本，如果政府不出面管制的话，那么市场的调节作用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利的，可是对于社会来说却是不利的，反而严重损害了公众的长远利益。

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还有公共设施。我们知道，像公园、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重要影响，然而，兴建和维护这些设施却很难产生丰厚的收益，就好像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个人为之支付相应的费用。即使我们能够对其市场化运营，比如我们可以封住一条公路，在公路两端设立收费站收取过路费，但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迫使一些本来可以利用这条道路的消费者转而选择其他的免费公路，这就会影响这条公路的效率。即使所有人都愿意为收费公路而交费，但车辆在排队等待交费通行的过程之中所损失的时间，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浪费。有些读者可能知道，香港的高速公路以前也是收费的，可是香港政府发现，每年车辆在收费处等待交费通行所耽误的时间损失的价值比他一年所收到的高速公路通行费要高的多，因此，现在香港的高速公路已经不再收费了。无论收费与否，我们会发现，这些对于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设施，通常并不宜于完全利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供应，更多的情况下，必须由政府来负责供给。

其实，我们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尽管对于现代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迷信它的作用，我们需要看到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转而寻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在斯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也较为单一，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也较为简单，从这方面来说，他所倡导的市场机制当然可以较好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现代的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其运行的复杂程度以及对其进行调节的困难程度，已经不是数百年前的斯密所能够想象的了。如果在当今的世界中，仍然迷信斯密的市场机制原理，推崇市场的自发调节，排斥政府的有效干预，必然会由于不完全竞争，以及市场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从而要求我们寻求一定的政府干预。

然而，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而忽视了斯密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么正如我们在这本书里多次强调的那样，必然会由于政府作用可能会扭曲市场机制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那么必然会带来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等恶果。

套用我们平时经常说的那句玩笑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样，斯密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也同样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要是不遵守“看不见的手”规律，那是万万不能的。即使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可能会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必须辅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真的有哪个国家胆敢完全抛弃“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话，那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这是近二百多年的历史所多次验证了的，从这里面，更是凸显了斯密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第二节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看得见的手”

在斯密提出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后，它的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所有的西方经济学者都把这一理论作为不容怀疑真理而信奉，它的思想也被广泛运用到主要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宏观管理之中。然而正是由于“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调节中的种种不足，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才提出了通过政府力量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新想法，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看得见的手”。

在现代经济中，“看得见的手”的内容也更为广泛，相对而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政府的直接管制行为。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西方社会仍然极为推崇“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然而，考虑到每个国家市场机制发育的不完全，政府必然会对于一些市场力量不完全，或者说市场无力调节的领域进行一些管制。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政府对于一些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的直接供应。我们知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对于政府来说，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像道路、桥梁、铁路、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我们看到，近期以来，在面对次贷危机之时，我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投向西部基础设施，尤其是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提供这些投资的话，那么可能由于这些投资的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无法迅速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单靠市场力量来供给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对漫长，这也就会制约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这其中政府对于市场力量的替代，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当然，现代社会中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制还表现在一些不符合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行为方面。美国是最早制定《反托拉斯法》，对于一些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积极管制的国家之一。大家可能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微软公司曾经一度被这部《反托拉斯法》搞得极为被动，险些遭受分拆四块的噩运。可能熟悉电脑的读者们用的都是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前些年，绝大多数读者在上网浏览时用的浏览器都是“WINDOWS”自带的“IE”。可是读者们有没有考虑过，由于“Windows”捆绑销售了IE，导致很多消费者自然而然养成了使用IE作为上网浏览主要工具的习惯，这也就阻碍了很多消费者使用其他浏览器如Navigator，从而造成了对于微软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竞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美国的上网浏览器厂商把微软告上了最高法院，指控微软公司通过在操作系统软件中捆绑免费的IE，从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涉嫌从事不正当竞争。尽管经过多年的诉讼，微软成功地避免了分拆四块的命运，然而它仍然为之支付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和赔偿费用。这其实正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首先保护美国公司的全球垄断地位，尽量维持国内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预更多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政策。所谓财政政策，除了包括对于上述的公共设施以及国防等公共部门的政府支出之外，还包括一些社会保障措施以及税收政策。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措施可以在经济危机时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缓解社会矛盾。在凯恩斯主义盛行以前，每当经济危机之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影响重大的工人罢工、集体游行事件发生，甚至出现反政府的暴力冲突，这正是马克思提出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之所在。然而，现在我们发现，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劳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不但大规模暴力冲突基本消失，工人的罢工行为出现频度也大大减少，罢工对社会的破坏性更是大为减弱。

我们更常见的则是西方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减税政策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必须扣除一定的税款后才是自己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政府能够推行一定的减税政策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中特定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必然会促进其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对于社会需求的扩张，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数十年了，可是在美国民众中，他仍然拥有极高的声望。其实他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他最早推行了减税政策。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进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快的黄金时期，这为也他获得极高的民众支持打下了基础。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对于社会安全与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总统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一方面向国会要求增加拨款，用于反恐怖行动，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也加大了对于挽救经济和增加就业的拨款数量，以刺激处于衰退之中的美国经济。2001年与2003年，小布什政府又两次出台减税政策，刺激民众的消费欲。仅2001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税收就削减了1.35万亿美元，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在现代经济中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上述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到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与之相对的是，也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就促使了在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诞生了货币主义这一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经济学流派。1979年，保罗·沃尔克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货币政策开始在西方经济领域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所谓货币政策，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政府通过控制市场中流通货币的数量来干预经济，调节经济的运行节奏。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沃尔克推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至零并维持了6个月之久，最终把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成功降了下来。而70～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选择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货币政策，把英镑供应量的年增长率保持在6%～10%，这也成功地降低了英国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沃尔克还是撒切尔的货币政策尽管成功降低了社会的通货膨胀，但也导致了经济衰退与失业率的上升，最终不得不放弃。因此，在现代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往往被搭配起来使用，通过一松一紧的组合，既实现控制通货膨胀，又不过于损及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目标。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受到最多批评的是产业政策，也就是说，政府有时候会通过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产业，甚至是某一个特定的企业来推行一定的政策，比如补贴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影响其赢利能力，从而调节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但是问题就在于，产业政策的推行往往只会对特定的产业或企业的利益产生影响，那么这就具有鲜明的“挑选赢家”的色彩。只有涉及的产业或企业才会因此而受到鼓励或者受到限制，而其他产业或企业则不会受到影响，这必然会加大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如何保证它的公平性，这就成为产业政策的最大问题。而我们所批评政府干预会导致腐败，或者会导致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很大情况下也是源于此。

关于产业政策的应用，相信很多读者熟悉苏联通过压制农业、轻工业，鼓励重工业的失败案例。如果只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的各个经济单位应该都是平等地在市场中竞争，由社会决定其利润水平，从而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我们知道，苏联则长期采取以农补工的政策措施，极大地压低了农业的赢利能力，而人为地增加重工业的利润，把过多的资源从农业部门抽到重工业部门，最终导致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直到农业再也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这也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的解体。

而在号称自由经济的西方，这样的“挑选赢家”式的产业政策也屡见不鲜。我们知道，上世纪末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离不开克林顿政府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支持，这同样表现为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一种受鼓励的产业，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政策支持，获得了较快的增长，这对于那些没有得到政策支持的其他产业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从而也构成了对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破坏，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同样遭到了扭曲。

其实，我们看到自从凯恩斯革命产生后，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有时甚至按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的行政管制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一系列的政府干预行为都构成了对于市场机制作用产生重大影响的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上世纪后期，很多发达国家发现他们在管制较为严密的部门中都出现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重新举起斯密的自由市场作用大旗的新自由主义又在西方国家赢得了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斗争。很多西方国家开始选择针对管制较严的公共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革，引进自由市场竞争，鼓励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西方经济又重新进口斯密所主导的自由主义，从而又迎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

从多次危机时期，凯恩斯主义对于斯密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救助，以及上世纪末，在西方国家中重新兴起了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斯密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和凯恩斯所倡导的“看得见的手”只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种调节手段，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单纯地强调哪一只手，而排斥另一只手的做法，在历史上都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评价斯密与凯恩斯谁更伟大，也不是去评价这两只手在现代宏观经济调控中哪个更为有效，更为科学，我们真正的任务是去探求“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如何才能协调起来，共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第三节　“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舞台:次贷危机

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强调的那样，在正常的经济运行中，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往往更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然而盲目地迷信斯密，排斥必要的政府干预，又会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当然就是经济危机了。在危机时期，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面摆平问题了。当然，西方经济数百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即使在危机时期，如果仅仅强调政府作用，而忽视市场机制的功能，往往也难以实现对于经济的救助目标。

就拿一个热门话题“次贷危机”来说吧，我们看看危机时期，“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怎样互搏。可能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没想到，仅仅是美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中的一些不规范操作以及市场泡沫，竟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当我们看到一个个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应声倒下时，我们都在思考次贷危机还将如何发展下去，全球各国又应该如何应对，才能渡过剩下的艰难岁月呢?

读者都可以感受到我国政府治理危机的种种政策举措。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往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而现在，由于受次贷危机影响，欧美等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受到极大打击，失业率迅速飙升，人们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其中就包括对我国商品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近年来我国的出口需求急速萎缩，南方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企业纷纷陷入减产、停产、破产的风潮之中。这也带来两千万民工返乡潮，社会的就业压力剧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单纯依赖市场的力量调节经济，等待市场来调节价格，进而影响下一阶段的市场供需的话，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也会发生社会经济的急剧破坏。因此，我国政府也就选择了用“看得见的手”来补充“看不见的手”无法完成的调节工作。

既然三驾马车中出口首先受阻，因此，我们政府治理危机、刺激经济的立足点就放在消费与投资两块。在消费方面，大家可以看出“家电下乡”推出的目的性。按以往的经验，农民消费远比城市居民消费节制，而水、电等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限制了农村的家电消费。就目前而言，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家电生产国与家电消费国，各种家用电器在农村与城市的普及率却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能够填补其中的鸿沟，对于我国这样的家电生产大国来说，其市场意义绝不容小觑。而通过“家电下乡”计划的推行，要求众多家电企业针对农村市场，开发符合农村消费需求的家电产品，同时针对农民的家电消费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从而刺激农民的家电消费。这对于国外市场急速萎缩的国内各大家电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良方。“家电下乡”不仅成功地启动了农村消费，为我国经济提供新的驱动力，同时也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正可谓一举数得。

我们都知道，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出了好多年了，可是2009年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强调已上升到最高水平了。国家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的生产生活，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办法，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这其实都落在一个点上——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消费。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话，由于农村地区受资源占有情况、发展模式、市场空间等因素的限制，与城市地区的收益差距必将长期存在。市场机制下固然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城市，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投入，但是也必将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从这方面来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补充作用就显得更具意义了。

2009年以来，我国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形形色色的消费券，如购物消费券、购房消费券、旅游消费券等等，这其实也是各地政府为了启动当地的消费需求所做的一些尝试。这固然反映为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而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实这何尝不也反映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呢?正是由于现在经济不景气，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市场又不能很快把价格降下来，由政府推出消费券代替市场力量，隐性地把价格降了下来，从而扩大市场的消费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各种社会保障的关注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无论是对生活困难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还是对于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保障，或者是实施新的医疗制度改革，推进医疗社会保险，或者是加强对于失业、待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他们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引起更多关注的保障住房和廉租房建设。针对2009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政府也提出了扩大研究生招生，推行带薪见习实习，鼓励大学生创业等措施。这些都反映了政府对于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救助，从而尽量减少危机对于人民正常生活的破坏。

由于危机对人民的生活信心产生了一定的打击，因此社会的投资需求也出现了急剧萎靡，当社会无力自行启动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之时，又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以刺激社会的投资需求，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投入。我们都知道，为了促进投资，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拉动内需投资计划。计划在数年之内，针对我国的基础设施、西部开发建设、农村教育、地震灾区重建等各个项目都加大投资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几个政府的投资重点领域，都是前文中介绍过的对于社会具有较强外部经济性的，或者自身赢利能力不足的一些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的投资领域。这其实也反映了我国政府不与市场争利，而通过不断地加大基础建设，完善市场功能，更好地推动“看不见的手”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的科学的策略。

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读者也会发现，作为次贷危机源头的美国，近一年多来也针对市场推出了种种政府救市的政策。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救市政策固然取得了一定的稳定市场、促进经济恢复的作用，但它们也引起更多的市场的非议，甚至被认为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经济破坏性。

在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次贷危机出现时，全球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没有认识这次危机的破坏性。即使2008年4月全美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宣布破产，相信也没人想到危机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然而，2008年9月，短短一天之内，全美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在美国投资银行中排名前两位的摩根斯坦利与高盛则传言也因在危机中损失惨重，面临破产的危险。而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宣布面临破产的风险。对于远处在大洋彼岸的我国人民来说，由于远离次贷危机的中心，没能身临其境，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本来好像危机已经过去了，怎么忽然之间危机又卷土重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美国政府也在第一时间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力图稳定危机之后的国内经济形势。美国政府首先宣布接管AIG，然后又多次注资，从而帮助其顺利度过了最初的危险期。2008年10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总金额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这也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干预经济计划。然而大家可能不会想到，仅仅半年过去，这一纪录已经多次被重新刷写。2009年初奥巴马上任伊始，又通过一项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而实际上，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资金总额早就超过4万亿美元之巨，大约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的GDP总额。

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美国政府这次面对危机的应对措施的话，那肯定是“烧钱”和“印钱”;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的话，那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加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的“烧钱”，我们看到美联储与财政部为了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金融体系，向各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以增加其流动性。如美国财政部仅向花旗银行就注资450亿美元，向AIG注资大约1800亿美元。而购买一般的银行资产与不良资产的总花费也接近4000亿美元。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烧钱救市的政策选择的确帮助奄奄一息的美国金融机构度过了最初的危险期，使得很多大银行得以从危机中幸免，而同时，我们仍然看到仅2009年前三个月，美国就有近40家小银行破产，此次危机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打击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美国政府通过烧钱政策救助金融机构的措施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09年3月，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首先宣布盈利，一时之间，很多美国学者都把此视为美国经济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我们必须要看到，即使美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的趋于好转的迹象，美国经济中蕴藏的风险仍在积累。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注入资本，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从而满足全社会的投资需求。然而，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虽然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投机性的对冲基金，包括一些大投资银行在美国金融衍生市场的投机行为也极大地扩张了此次危机。随着危机的发展，这些投资基金损失惨重，它们纷纷退出金融市场。2009年初，随着美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注资，金融机构手上又积累起巨额资本，它们不可能只是将这些资本放在自己的金库里，他们必然选择将这些资本再次投入市场。然而，由于美国市场尚未稳定，此时真正需要向银行借入资本的往往又是那些从事高风险交易的基金公司。因此，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这些基金公司又开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从而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肯定有些读者已经开始奇怪了，美国政府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救市，这些钱从哪里来?这就回到美国救市的第二个法宝——印钱。美国最高金融管理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好像是中国的人民银行，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因此它承担着印制钞票的任务。在正常情况下，为了保证美元在外汇市场汇率的稳定，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通常都会按一个稳定的货币增发率增加货币发行，把市场中流通的美元数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而当面临危机，需要大把大把烧钱时，只能选择加大货币投放速度，向市场供应更多的货币。就现在来说，美联储执行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货币任务，换言之，美国现在推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读者可以想象，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仍然还是那么多，可是市场中的美元的数量已经增加了好几倍，那么商品的价格显然会随之大幅度上升。在这里面，与其说是市场中普通商品的价格上升了，不如说是美元大幅贬值了。然而我们都知道，美元其实是现在国际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货币，很多交易都是以美元来计价，而不是用人民币、日元或者其他货币。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都会持有一些美元，以应付日常的国际贸易支持需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已经是全球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6月我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这七个最主要的西方经济强国的外汇储备之和，而其中大约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资产的方式保有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继续以现在这样的速度扩大货币供应量，美元汇率不断下滑的话，中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也会持续下滑。而我们手上的外汇可都是拿真金白银的出口商品换来的啊!这样就等于我们用自己辛辛苦苦花费很大投入所生产出来的出口商品换来的只是美国政府所印制的价值不断缩水的绿纸片。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世界上持有美元的其他国家政府来说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理智的选择是减少手上持有的美元资产数量，甚至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作为计价和交易货币，而选择人民币、欧元、日元或者其他货币。

应该说，美元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以后确立国际间关键货币的地位，离不开美国经济的强势。而另一方面，美元价值的相对稳定也能够消除其持有者的后顾之忧。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冲击之下，美元贬值就曾经动摇过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这次美国为了救市，仍然继续选择这样的印钱政策的话，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美元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将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它们也许会因此而失去国际关键货币的地位。

对于美国来说，烧钱也好，印钱也罢，这都是在经济低迷之际稳定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在现代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的发挥。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经济的破坏，稳定了美国整体的经济秩序，这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做到的。然而，美国的这些政府干预政策也给美国带来了很多潜在的风险，也许会使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然而，读者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即使美国政府都出手相助了，为什么他还会眼睁睁的让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汽车、雷曼兄弟、美林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公司破产，从而产生数十万，数百万名失业工人，进而增加美国政府社会救济的压力和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其实这个问题就又回到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这个老问题上了。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放任很多企业走向破产，这又反映了他在行使必要的政府干预的同时，仍然尊重斯密所建立的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仍然遵循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从而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他的救市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次美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对于所有企业都大伸援手，保证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遭受破产，那么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还能够发挥作用吗?如果不存在优胜劣汰的压力，那么对于这些美国企业的老板来说，不管我管理得有多差，也不管我是否推行了一些违反市场游戏规则的运营策略，更不用考虑市场竞争中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因为无论我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总会有美国政府来替我买单，美国政府会帮我解决一切难题。如果是这样的话，相信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会陷入混乱，所有企业都会选择一些冒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决策，把高风险留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美国政府在本次危机中大伸援手，救助处于危机中的美国企业是必要的，同时，放任一部分经营管理出现重大问题的企业破产，以示惩罚，从而告诫其他的美国企业，遵循基本的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必要的。这就反映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完美的结合。

其实，市场机制也好，政府干预也罢，“看不见的手”也好，“看得见的手”也罢，它们只是现代经济运行之中的两种调节手段。从具体的运作来看，它们也存在矛盾，似乎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无论采取哪一种调节手段，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另一种调节手段却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因此，对于现代经济来说，“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这才是现代经济的成功之道。

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中，面对着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的不断完善，乍看上去，斯密在数百年前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似乎有些过时之嫌，“看得见的手”似乎已经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力量。然而，无论从每个国家日常的经济运行，到面对危机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其背后仍然显现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踪影。从这方面来说，斯密的理论远远没有过时，其理论的巨大价值随着它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凸显而不断积累，这才解释了我们本书为什么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还要重新解读斯密思想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