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私人开发援助和支柱

荷兰的私人开发援助和支柱

Cordaid管理人员在介绍合并时一直努力使它听起来符合经济逻辑。虽然Cordaid明显不是一个商业公司，但它的主管却坚持在合并过程中使用与商业经理一样的方法。虽然不能对Cordaid的合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预期在效率方面却可以获得一些经济利益。然而合并的主要原因却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为了了解合并的动机和利益，也为了了解合并潜在的战略（政治）方面，我对使荷兰的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有组织状态之中所使用的特有方式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概括。在Cordaid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暗示着在合并的背后有政治原因。天主教私人开发援助的地位可通过努力加强它的社会根基来保持。如果我们认为荷兰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划分成了许多部门的社会，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Lijphart（1968，11）将荷兰社会描述成一个特有的多人种社会，它明显被分成了可辨别和可测量的许多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们自己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这些部分都有一个垂直的（这与等级不同）的特征，因此它们通常被称为“支柱”，而这些分割过程则被称为“支柱化”。这些支柱包括各种机构、组织及其成员，它们因为意识形态路线的不同而彼此被限定在不同的社会部门之中。在荷兰，主要的支柱包括各自忏悔的支柱、传统的自由支柱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支柱。

就在此处列举的例子而言，忏悔的支柱通常被分成新教和天主教“子支柱”。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划分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政党、体育俱乐部、学校、医院、协会、报纸以及开发援助组织等），每个组织与其中的一个支柱连接在一起。人们过去常常根据组织自己特定的支柱来对它们进行辨别，从20世纪60年代往后，这些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政治障碍逐渐变得不显著起来。以前，高高的围墙可以保护各自支柱中的人们免受与其接触的人的“污染”。但在当代社会中传统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侵蚀被认为已经破坏了大多数的边界。然而，荷兰社会却仍然拥有大量代表众多意识形态立场的社会组织（霍普等人，2000）。

荷兰的开发援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支柱化的晚期）才变得有组织性。它几乎是从新教和天主教教堂在（以前的）殖民地的传教过程中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教堂医疗驿站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旨在“开发”人们最初的形态。物质和精神帮助作为一个服务包，最初只提供给教会成员或可能的信徒。随后救济基金的受益人范围逐渐扩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荷兰非政府援助组织数目不断膨胀，但开发基金的捐赠组织和接受者之间普通的宗教驱动力和相应的效果仍然是互惠互信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卡姆斯特格，1999）。在一定程度上，它被视为是通过向第三世界的人口和组织（他们往往生活在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提供支持来履行基督教义务的机会。

荷兰政府准备支持这种情况，其具体做法是认可并在财政上支持四个私人开发援助组织：天主教开发援助组织、新教开发援助组织、人道主义组织以及一个中立组织，因此荷兰社会中主要的哲学（宗教）信仰组织都得到了同样数目资金的援助。开发计划由官方筹资是政府认可私人开发支柱组织的特定作用的具体表现。在1968年之后，这些组织在财政上得到的政府支持越来越多，这些资金主要花在了不能直接得到政府支持的第三世界本地基层的组织上。因此荷兰政府决定将这四个组织用做额外的开发组织。它们迅速赢得了政府的信任，以至于政府也有意识的减少自己对它们的影响力。

在天主教部分的开发援助几乎是这个一般过程的一个翻版。荷兰最古老的天主教救济组织是Catitas Netherlands²。它成立于1914年，旨在通过自己在第三世界的传道群体来向当地的人们提供紧急情况救济。紧急情况援助仍然是它的主要工作，不过现在粮食援助和营养计划也占了其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它大多数的资金都是由个人捐赠的。Memisa³成立于1925年，旨在向落后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医生和护士志愿者被送往海外，不过它也会投资于当地医疗人员的教育上，其大多数活动的资金来源于荷兰天主教社区的永久推广和具体活动中收到的私人捐助。在荷兰天主教社区中筹集资金的第三个组织是天主教的斋戒活动（1961），它在1995年与Cordaid的第三个合并伙伴——Bilance合并了。后者最初是作为荷兰天主教教会传教部门的一个独立的任务小组而成立的。在1979年，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基金，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荷兰政府的共同筹资计划。从预算方面来看，Bilance到目前为止是三个中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