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和荷兰的政体比较

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商业中心，东西印度公司也不再是最强大的殖民力量，这不是因为荷兰共和国比英国、法国或者西班牙面积小。18世纪荷兰的衰落只让英国捡了便宜。尼德兰到那时为止是四个国家中人口最少的，它在商业和殖民地方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人口仅比尼德兰多一点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两个大国——法国和西班牙（见表5-3）。此外，尼德兰在16世纪和17世纪都保持了自己的商业地位，而英格兰彼时的城市人口已经齐平并在之后超越尼德兰。18世纪尼德兰城市人口不再增长乃至减少是尼德兰衰落的表征而非原因，就像比利时城市人口在16世纪不再增长说明的是南部尼德兰相对北部尼德兰的相对衰落继之绝对衰落，而不是南部尼德兰衰落的原因。

表5-3　尼德兰及其竞争对手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41]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德弗里斯（De Vries 1984，pp. 30，36）的著作。

在整个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财政力量足以追平——如果不是超过——英国的军事开支。即便是法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大大高于荷兰，荷兰也很好地保持了商业霸权和支持其霸权的军事力量。在1700年之后荷兰的财政收入才落后于英国政府。荷兰的财政衰落和它的人口衰减一样都是商业霸权丧失的结果而非原因（见表5-4）[42]。

表5-4　英国、法国、尼德兰和西班牙政府的财政收入（1515年—1790年代）[43]

资料来源：英格兰的数据出自曼（Mann 1980，pp. 174，193）按现在英镑价格计算的数据。1515年的数额是依据曼1502年至1505年的平均值计算出来的。1560年代的数值是1559年至1570年的平均年财政收入，1570年代的数值是1571年至1582年的平均值，1580年代的数值是1583年至1592的平均值，1590年代的数值是1593年至1602的平均值，1600年代的数值是1604年至1612的平均值，1630年代的数值是1630年至1640的平均值，1660年代的数值是1660年至1672的平均值，1670年代的数值是1672年至1685的平均值，最后1680年代的数值是1685年至1688的平均值。1700年至1790年每十年的数值为每个十年中间年份的数额。

法国的数据出自霍夫曼（Hoffman 1994，pp. 238-39）的统计。1515年的数据是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1515-1547）每年的税收总额。其他数据是中央财政部每十年的平均财政收入。

尼德兰1585年至1647年的数据是加总哈特数据（1993，pp. 60-61）的结果，其中包括用于一般事务的开销、长期战争开销（不包括海军军费）和非常规战争支出（包括海军军费）。1580年代的数据是1585年至1590年的平均值，1640年代的数据是1640年至1647年的平均值，除此之外其他年份的数据都是各个十年的平均值。1670年代的数据出自伊斯雷尔（Israel 1995，p. 818），是1675年的战争开支。16和17世纪尼德兰财政收入总值和其他国家并不完全具有可比性，因为非军事开支没有算在内，而军费里包括了借债支付的部分而不是税收财政支付的部分。因此若和实际情况相比，荷兰的数据在战争年份会偏高，而在和平时期偏低。18世纪的荷兰数据出自费恁达尔（Veenendaal 1994，p. 137），而且确是财政总值的数据，可以和其他国家作严格比较。1720年代的数据是1720年的财政总额，1750年代的数据是1758年的财政总额，而1790年代的数据是1794年的财政总额。

1515年至1670年代的西班牙数据出自汤普森（1994，p. 157）。他给出的财政收入是国王实际从其欧洲和美洲统治地区获得的收入。以国王的名义花掉的部分包括在内，但是地方官员自收自支的与国王无关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被算在内。1515年的财政数字是王室1504年的收入。1560年代、1570年代、1580年代和1600年代的数字分别是1565、1577、1588和1607年的年收入。1620年代和1630年代的数额是1621年到1640年的年平均值，1640年代和1650年代的数额是1641年至1660年的年平均值，而1670年代的数额是1674年的年收入。1720年代的数额是出自卡门（Kamen 1969，p. 228）所录1718年的年收入。

通过上述国家财政的数据，本章及之前章节中讨论过的各个政体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一点：不管是用税收财政还是国家官员的数目和权力来测算国家能力都很困难。

法国最能说明问题。在整个17世纪，法国的国家财政收入远远大于英格兰或者尼德兰。但是，虽然在1630年代法国的财政是尼德兰的4倍还要多，是英国的13倍，但是其军费顶多和这两个国家持平。各路官员和金融家在地方、省和全国政府里以各种方式攫取“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资源，这使得法国总人口和财政上的优势被消耗殆尽。科林斯（1988，pp. 114-35）发现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巴黎的中央财政只收到了20%的国家财政收入。其他部分大概都以国王的名义花出去了；有些毫无疑问是军事开销，但是大多数都被省官员中饱私囊了。

荷兰的政体和经济的各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商业和军事机构的组织原则都是要保护永久控制这些机构的既定精英家族的利益不受损失[44]。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当荷兰人在相对“没有”欧洲竞争者的情况下夺取贸易航线、市场以及美洲、亚洲的殖民地时，自利自治的各个家族并没有妨碍荷兰商业霸权的建立。相反，在本地保护各个家族利益的精英联盟和特权让精英们可以集中资源实现共同目标。一旦荷兰人在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所有利润空间之后，而以英国人为首的列强积极与荷兰人竞争垄断的机会的时候，因为各个摄政家族都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荷兰精英们的集体力量被削弱，不能调动资源取得贸易和军事战争胜利。“国家”官员们的内部交易损耗了共和国和东西印度公司的力量，不能维持海外的商业和军事优势，他们仍然可以用职务上得到的财政收入为自己服务。

布罗代尔、阿瑞基和沃勒斯坦都说对了一半，他们从欧洲或世界体系变迁的角度出发，以各自的方式解释了荷兰商业霸权的兴起和衰落。但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他们不能说明为什么在16世纪崛起的是荷兰人而不是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热那亚人。他们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是英国人在18世纪领导了世界经济，而不是更富有且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荷兰人。各个国家的精英带入各时期商业和军事霸权的能力不同，这才可以解释这两次商业领导地位的变化。

尼德兰精英的僵化和各自为政给两个时期的战争和商业带来了同样的特点。阿姆斯特丹精英不依赖其他精英和阶级而自治，也不需要一个在它之上的国家，这在夺取贸易航路和殖民地时期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同样的精英结构又削弱了尼德兰调动资源的能力，以致不能应付18世纪和19世纪更加激烈、敌手更多的地缘政治和贸易战争。

尼德兰的精英斗争很快就结束了，造成了一个僵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特定的资源调动形式，这在一个时期内成就了尼德兰的霸权，但在接下来的时期里又导致其衰落。佛罗伦萨的精英斗争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并形成一个霸权精英，它也产生了一种社会结构帮助佛罗伦萨在一个时期内取得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却也让它不能适应接下来的竞争。西班牙帝国的成就使得它的精英和阶级关系更加僵化，这反过来削弱了西班牙调动国内资源和美洲金银资本的能力，使得它不能继续扩张甚至不能保住帝国的规模。

英格兰和法国有多种精英，他们之间的精英斗争给政体带来了重要的影响。第六章将转而处理一个还未回答的问题：英格兰内战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新的精英关系结构是如何影响阶级关系的？因此又是如何影响英格兰和法国的经济的？换言之，第四章分析的精英斗争对英格兰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商业和军事竞争有何作用？

[1] 当然，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以及瑞典和俄罗斯）都从“内部殖民”里获利。在此处，我只关心这些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殖民主义。

[2] 这些问题与第三章的核心问题一脉相承。在第三章，我问的是为什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伟大城市没有成为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中心，为什么城邦国家的精英们在16世纪和之后的世纪里被敌对精英全面压制，这些敌对精英可以巩固其广大的农村领土并统治星罗棋布的城市？

我在本章提出的问题只是把城邦国家换成帝国。帝国衰落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而城邦国家则是因政治失利而衰落。我在第三章指出，城邦国家的精英们在政治上依附于民族国家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经济自治，甚至保持了欧洲的经济中心地位。西班牙的从属地位是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属国取得独立或者自治并没有直接影响宗主国西班牙。只有尼德兰（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取得了超越其旧主的经济霸权。

我的问题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vol.1，1974）里所提的问题类似。沃勒斯坦的问题是：“西班牙如何得以扮演其关键角色”来发展出16世纪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为什么西班牙不能借此优势成为新生的欧洲世纪体系的主宰？（1974，p. 165以及书中其他各处。）

[3] S·N·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通常是社会学家阅读的第一本也是唯一关于帝国的专著。艾森斯塔德的分析方法和我本章的方法有几个不同之处。首先，艾森斯塔德把各式各样的帝国（其中包括西班牙帝国）看作一种理想型，比较它们与其他政治体制的差别。因此，艾森斯塔德不在意帝国之间的差别，也就没有提供一幅蓝图——或甚至是任何翔实的例子——供社会学家解释各个帝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本章对西班牙的讨论致力于阐明那些构成西班牙帝国的复杂的精英和阶级关系，以及这些精英和阶级关系又如何解释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我用西班牙和尼德兰来总结近代欧洲帝国宗主国内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局限性，我不想像艾森斯塔德那样把这个结论推衍及不同时代的帝国。

第二，艾森斯塔德相信帝国的统治者有更多的自由来形塑一个帝国的社会秩序，用以解决“资源配置、管理和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帝国的形成所造成的“差异化和……各种类型的不受约束的资源”（p. 95）。与这个论述相反，本章辨析了西班牙帝国内部精英行动者受到的巨大局限。

第三，艾森斯塔德只用了很少的篇幅来分析“整体变迁”，例如帝国的毁灭（1963，pp. 333-40）。他认为“内在结构原因［和］意外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帝国衰落（p. 338）。在这里艾森斯塔德所说的结构一词的内涵和我对这个词的用法大相径庭。艾森斯塔德所指的结构是帝国治下民众的相对不变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取向。统治者和他的小圈子似乎凌驾于艾森斯塔德所说的结构之上。艾森斯塔德相信只要统治者对资源和服从的索求符合其治下民众的结构现况，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继续保有权力。如果统治者的要求“总是不合乎”社会结构，而统治者的行动揭示出统治精英“置现存社会制度于不顾”（p. 336），那么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就被削弱了（p. 337）。除了受到“外国的”或者“普世的”（例如现代性）的影响之外（p. 335），艾森斯塔德没有解释为什么统治者会突然改变其统治的目的和手段。因此，帝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动力是外在于所有帝国的。我在这里发现的是内在的动力——多种精英在帝国内部的斗争——以解释西班牙和荷兰帝国的衰落。

[4] 在此我重复在第三章简略比较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时作过的请求。我希望历史学家的批评可以分辨我犯的两种错误和疏忽：一类是在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史实方面所犯令读者不满的错误和疏漏；另一类错误是攸关本章和整本书的立论是否成立的错误。

[5] 原文此处为第三章，然而英法国家形成是第四章的内容，现改作第四章。——译者注。

[6] 卡斯蒂利亚王国（Crown of Castile）是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和中部的王国，从12世纪开始它不断吸收周边王国，成为日后西班牙帝国的核心。——译者注。

[7] 关于政府财政收入数据，详见表5-4。

[8] 基督徒重夺伊比利亚半岛（Reconquista）是一个经历了5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于公元8世纪初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伊比利亚半岛。大约从公元722年开始不断有基督教王国南下收复失地，建立小王国。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300年左右，彼时伊比利亚半岛基本回到了数目繁多的基督教王国的治下。这个过程在12世纪成为了一个历史学上的概念，即“基督徒重夺伊比利亚半岛”。书中下文所说西班牙是多个王国的集合体就是跟这个历史过程有关。——译者注。

[9] 卡斯蒂利亚和第二章分析过的那些法国省份不同，它不是由一个封建巨头统治的。大家族只在卡斯蒂利亚的一些地方拥有霸权。整体而言，除了内战时期卡斯蒂利亚符合封建巨头斗争这一模式之外，卡斯蒂利亚政体最接近“没有巨头的封建体制”这一模式，这也是中世纪诺曼底和一些中部法国省份的特点。

[10] 本段及之后两段对卡斯蒂利亚的讨论参考了布什（Bush 1967，pp. 44-62）、林奇（Lynch 1991，pp. 1-94）、佩恩（Payne 1973，pp. 31-169及书中其他各处）和菲利普斯（Phillips 1979）的著作。

[11] 阿拉贡王国议会（Cortes）是贵族权力的突出例子。在英国议会1640年取得广泛权力之前，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反制君主制的立法会。

佩里·安德森的描述更恰当，他把西班牙形容为许多“世袭自治权”融合在一起而成的一个帝国，它的形成是通过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及其后代策略性的联姻和继承，而不是沃勒斯坦所强调的恰为卡斯蒂利亚所缺乏的政治封建主义。

[12] 加利西亚是个例外不符合这一模式，因为在那的教会仍然保留自己的财产。18世纪，加利西亚的教会握有当地52%的土地，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教会只有18%的土地（Dupla 1985，p. 95）。强大的加利西亚教会可以有效反制大领主。因此国王就可以联合教会、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这在伊比利亚半岛是独一无二的——来解除大领主的武装并削弱他们。国王并没有从这个联盟中得到什么好处。一个事实就是，18世纪，国王在加利西亚的土地份额少于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在加利西亚有10%，在西班牙其他地区有30.6%（p. 95）。

加利西亚大领主的消亡给了士绅（hidalgos）和教士最大的好处。教士阶层当然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但是最终士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部分教会土地的特许地权［（foros），拥有地租不可上涨的农田的权利］和承租特许地权［（subforos），承租一部分特许地权，只有特许地权所有者才可以提高该农地的地租］，他们有权按固定租金——随着通货膨胀这部分收入越来越微不足道——管理和转租这些土地，把租金交给土地的教会“所有者”（Dupla 1985，pp. 44-126）。

加利西亚的模式反映了西班牙精英和阶级权力的平衡。15世纪加利西亚并入帝国时，王权与教会而不是与大贵族结盟，这样王权就可以形塑加利西亚的精英关系并决定那里不同寻常的阶级结构。但是王权从未能够打破之后的教士—士绅联盟，因此也就不能够削弱加利西亚的独立性，也不能在低廉的税金之外从该省攫取更多利益。从国王的角度而言，他不得不对加利西亚施加同样少的统治并收获同样少的利益，跟他面对大贵族统治的非卡斯蒂利亚省份一样。

[13] 汤普森（Thompson 1976，p. 288）统计的赋税占财政份额更高一些，不过他的数据也承认在1621年教会比美洲对王室财政收入贡献更大。

[14] 国王可以收编教士阶层，因为他们是由教皇领导的跨国精英群体。议会不能破坏教皇和国王的联盟对教士阶层的保护，这主要是因为贵族是教士阶层衰落的最大受益者。

[15] 汤普森（1982；1984）讨论了卡斯蒂利亚议会的命运。

[16] 这里所谓改朝换代是指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西班牙。1665年菲利普四世去世之后，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继任者查理二世无法压服各派夺权势力，西班牙王室陷入动荡。1700年查理二世去世，西班牙爆发了夺嫡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法国波旁王朝成员菲利普五世的胜利告终，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的统治终结，西班牙王权之后一直属于波旁家族直至现代。——译者注。

[17] 本段和之后四段讨论的西班牙殖民主义参考了戴维斯（Davis 1973）、林奇（Lynch 1992，pp. 229-347），以及提帕斯奇和克莱恩（TePaske ＆ Klein 1981）的著作。

[18] 以比索计算的国王收益摘自弗林（Flynn 1982，p. 142）。依据林奇（1992，p. 283）对1580年之后的统计调高了弗林关于美洲矿产出口总额的数字，这考虑到1581年开始出现的私人黄金运输。1656-1660年的数字摘自林奇（1992，pp. 270，283）。

曾用来计算美洲金银产量的比索银币（比索银币即silver pesos，是16世纪出现的流通于全世界的重要货币。1比索银币兑换8里尔银币。——译者注。），1比索银币相当于272西班牙铜币（西班牙铜币即maravedis，是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货币，在不同时期由不同贵金属制成，价值也不同。在此译作西班牙铜币，但也有金银等成分，开发美洲之后以铜铸造的此类货币成为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流通的重要币种。在16世纪西班牙铜币成为西班牙货币的最小单位，一枚西班牙铜币的价值相当于30到34分之一里尔银币。——译者注。）1比索银币兑换0.725达克特金币，1达克特金币相当于375西班牙铜币。王室收入总数摘自该著作表5-5。基于这些数字，我得出1621-1640年王室收入的6%来自美洲金银收益，而不是之前引用过的卡门（Kamen）得出的10.7%。卡门的数字更高些，因为他的分母只是卡斯蒂利亚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整个帝国的王室收入。

[19] 只有当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被自由配置到面向国际市场的工业的时候，国际贸易和国外市场才能促进国内发展。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农业转型的副产品，只有英国在18世纪经历了这一转型。因此西班牙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十七世纪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65）一文中所述观点的范例。霍布斯鲍姆正确地看到16世纪的制造业发展有限，直到17世纪先是荷兰再是英国控制了世界市场之后，才产生了工业生产所关键必需的大规模需求。16世纪西班牙凭借其帝国和美洲殖民地制造出一些需求来支持工业。但是西班牙没有荷兰和英国的那种资本和生产结构，也就不能充分利用殖民地的需求。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中心反而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卡斯蒂利亚王朝的经济总是依附于其政治上的附属国，这是西班牙王朝的政治弱点。西班牙的历程说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市场集中虽然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但是仅有此一点却不够。

[20] 西班牙发往美洲的货物进口税（almojarifazgo）税率为15%，美洲发往西班牙的货物税率为17.5%，某些商品的税更高。跨大西洋的运输队还要缴纳保护税——官船货物需缴纳的一种税款，名义上是为了支付国王保护商船的军事开销。但这税款实际上不仅花在大西洋海军的直接护送上，还用来补贴一般海军军费。1602-1630年保护税的税额为货品价值的6%，到1631年荷兰的军事威胁和西班牙王室财政危机都日益严重之时，税率上升到31%（Lynch 1992，pp. 234-41）。这两笔税款合计税率为货物价值的50%，商人们因此尽可能地不使用西班牙港口和官方护航。

[21] 财政总额包括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的财政收入。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包括南尼德兰和北尼德兰（荷兰）直接提交给国王的财政收入——都算进了17世纪之前的财政总收入里。18世纪的财政收入不再计算上述地区。一旦这些地区在西班牙夺嫡战争中反抗哈布斯堡控制，西班牙就很难从这些地区获得收入。西班牙在1713年条约里割让南部尼德兰、意大利和德国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那之后就永远无法从这些地方获得财政收入了。表5-1将西班牙达克特金币换算成英镑以控制贬值，但这样只控制了一部分通货膨胀因素。

[22] 原苏联的最后十年可能是这种帝国财政绝对下降的又一例子。

[23] 这些数据是从表5-4计算得出的。

[24] 本段和后面两段对西班牙—荷兰军事冲突的讨论参考了伊斯雷尔（Israel 1995）的著作。对西班牙战争和军队开支的概括讨论可以参考林奇（1991，1992，1989）、佩恩（1973）、汤普森（1976）和卡门（1969，1991）的著作。

[25] 八十年战争指从1568年到1648年尼德兰为争取独立与西班牙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战争起于1568-1661年的十七省叛乱。这17省在15和16世纪是一系列的公爵领地，其中包含了主要的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北部部分地区和德国西部部分地区。在八十年战争期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低地国家阵营随着战事而不断变化。1581年尼德兰北方7省形成联盟，成立了荷兰共和国，与今天荷兰的领土相当。荷兰共和国在1648年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承认，成为独立国家。文中说承认尼德兰独立就是指这一政权实体，南部尼德兰并不包括在内。——译者注。

[26] 阿瑞基的著作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发展。他认为沃勒斯坦开拓了马克思指出的方向：“离开一会儿那个喧闹的‘活动’领域，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在表面上，谁都看得到；跟着那个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进入生产的隐蔽住所……这里……我们将最终揭开获取利润的秘密”（Capital，Vol.1，quoted in Arrighi 1994，p. 25）。

阿瑞基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启发，作出了虽然是补充性的但另辟蹊径的贡献。“跟着货币占有者进入另一个隐蔽住所……但那个隐蔽住所位于市场的楼上，不是它的楼下。在这里，货币占有者不是与劳动力占有者相会，而与政治权力占有者相会。还是在这里，布罗代尔许诺，我们将揭开获得巨大的、固定的利润的秘密；这个秘密在过去的五六百年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在闯入生产的隐蔽住所之前和之后能够‘无限’地扩张”（Arrighi 1994，p. 25）。

[27] 尼德兰商人被挡在共和国和帝国的发展机遇之外，因为他们政治地位太低所以被迫投资于国外工业。这和佛罗伦萨的资本相同——因为不能插手美第奇控制的官职、债券和爵位，只好转投国外的早期工业。

[28] 尼德兰地区先是被勃艮第的诸主教统治，之后哈布斯堡王朝收服了南部尼德兰——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和北部尼德兰——16世纪到18世纪成为荷兰共和国（正式名称是联合省），也就是今天的荷兰。关于这些专有名词的讨论可以参考伊斯雷尔（Israel 1995，p. v.）的著作。

[29] 北方尼德兰缺少封建制度，所以荷兰农业商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就远小于英国的情况。16世纪和17世纪前半荷兰地租快速增长，但跟英国不同，这并没有把财富从失地农民那里转移给新崛起的士绅。相反，荷兰农地收入上涨且地价上升让农民、城市投资者和贵族都获益。荷兰农场不能供应黄金时代的荷兰省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便宜的粮食从波罗的海运来，而荷兰农民专门生产奶制品、蔬菜和工业作物。随着荷兰省城镇工人（工资水平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上涨，地租和农庄收入都增加了。这部分对尼德兰农业的讨论参考了德弗里斯（De Veres 1974）、范豪特（van Houtte 1977）、范德维（van der Wee 1993，pp. 47-68）的著作。

共和国各省不同的人从地权巩固中获益。在荷兰省，多数农地被城市里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主所有。土地集中在“身在异地的地主手里，在农村人口和领主之间产生了一种纯粹的生意关系，”地主们不过把土地当做另一种投资（De Vries 1974，p. 39）。在黄金时代，最富有的农民们（还有城市商人）能够从缺钱的贵族和贫困农民那里逐渐购入更大的农场。大规模且昂贵的水利工程开辟出新的土地，城市资本家同样也是主要的投资人和这些土地的主要所有者（pp. 192-202）。业权流转在尼德兰各地巩固了土地分配，虽然各省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掌握的土地比例也有差异。在16世纪，比起荷兰省和乌德勒支省，弗里斯兰省农民掌握的土地更接近正态分布（pp. 49-73）。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荷兰各省农民的两极分化都日趋严重（De Vries 1974；Israel 1995，pp. 332-37）。

投资土地的城市投资者和农民都从荷兰农产品的高价中获益。利润投资于农业改良。在水利和其他改良工程上的巨额投资成了失败的长期投资，因为商品价格、土地价格和地租从1680年代之后一路下降。但是，这些工程永久地为高附加值农业和农村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在荷兰城市经济衰弱的18世纪，农业仍然维持发达。16世纪和17世纪前半叶，尼德兰农业主要把城市消费者的财富转移给了全部土地所有者。财产的出租价值被征收财产税（Verponding tax）时，比起城市资产土地的价值被过高估计，这继而把财富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债券所有者手里。大地主从商业和工业中积累财富，把一些钱投入土地里。不像英国，在尼德兰土地并不决定一个精英的身份。北方尼德兰的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于城市商业领域，农村的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17世纪末荷兰从欧洲经济中心的位置跌下之后，荷兰的相对富裕很大程度是来自黄金时代的农业积累。

[30] 格罗宁根的城市地区有自己的“执政机关。自古以来，城市就比农村有权力，因为城市控制市场……并且经常想要巩固和扩大其权力，城乡之间矛盾频发”（T'Hart 1993，pp. 75-76）。因为城市有自治的政府机关，格罗宁根精英就不怕农村贵族形成派系或者发动行会与其对抗。

[31] 15-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统治精英开始执掌荷兰省的政府，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控制联合省政府。因此在这一部分之后的行文里，我把这群人员重叠的霸权统治群体称作阿姆斯特丹—荷兰省寡头。

[32] 抗议宗（不太正统的新教派别）和反抗议宗（严格的加尔文派）在17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爆发了冲突（Israel 1995，pp. 421-505）。但是那个时候各个城镇和省的统治寡头的成员已经固定下来。17世纪早期的宗教冲突让争夺国家权力和民众力量的各派再次活跃起来。但是民众力量不可能冲击城镇政府，而且全国势力划分让各个城镇和省精英决意保存自己自治政府的权力，这让各地不太容易受到全国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得一个统和的国家精英不易形成，强大的全国政府也不能产生。

[33] 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即北方七省形成联合省政体的时代。这一政权存在于1581-1795年。——译者注。

[34]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各有一支海军，荷兰省艾湖北区的主要城镇霍伦（Hoorn）和恩克赫伊曾（Enkhuizen）拥有第三支海军。这三个荷兰省的舰队从来没有集结为一。此外，泽兰省和弗里斯兰省也各自拥有海军舰队（T'Hart 1993，pp. 39-43）。

[35] 这部分对荷兰军事控制权的讨论参考了哈特（T'Hart 1993）、伊斯雷尔（1995）和盖尔（Geyl 1958）的著作。

[36] 荷兰财政系统的组织方式和所得收入在哈特（1993）和伊斯雷尔（1995）的著作中有所描述。

[37] 《十二年和约》（Twelve Years' Truce）在1621年到期，阿姆斯特丹及其盟友裁军来防止与法国的全面战争再次爆发（T'Hart 1993，pp. 46-47）。阿姆斯特丹的这一决定延续了南北尼德兰的分裂，并且保证了荷兰省和阿姆斯特丹享有高度自治权，而执政官领导的全国政府永远无力改变局面。在1674年法国撤出荷兰领土之时，阿姆斯特丹之后又阻止了执政官从法国手中重夺南部尼德兰的计划。

1652-1654年，阿姆斯特丹领导荷兰共和国与英国开战，这是为了让荷兰省的商人进入西班牙和其他英国企图垄断的市场。1655-1660年荷兰共和国再次参与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这次是为了让阿姆斯特丹和西印度公司控制西班牙贸易和西属美洲殖民地。1665-1667年的第二次英国荷兰战争是为了赢得非洲市场并保护东西印度公司控制的殖民地。1672-1674年，阿姆斯特丹通过侵占商业利益和秘密结盟（阿姆斯特丹的外交官单独缔约，通常根本不通知其他省或者共和国官员）挑起了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第三场英国和荷兰的战争以对阿姆斯特丹有利的条约议和，而不顾其他城镇和省的意愿——他们希望接着打下去好为自己多争取利益。伊斯雷尔（1995）在其著作中分析了这些战争和尼德兰支持和反对这些战争的政治阵营。

[38] 从1542年到荷兰共和国终结，荷兰省只有在1581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债务利息拖欠（Israel 1995）。

[39] 当然，推翻《对等契约》势必引发执政官和摄政家族之间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冲突，例如法国国王打击精英特权引发投石党之乱和1789年大革命，英格兰则有1640年革命和光荣革命，而佛罗伦萨发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变和反政变、内战还有梳毛工起义。

这类带有革命性质的冲突造成的结果揭示了在特定时期和地点的结构中各个精英和阶级的相对力量。所以当1747年到1751年民众发动支持奥伦治公爵的起义时，执政官威廉四世才借机清洗官员特别是税款包收人。威廉五世继续这一做法，扶植了一批在其他欧洲君主国家也存在的宫廷贵族。执政官和奥伦治家族虽然在荷兰其他省份大获成功，却无法撼动荷兰省的摄政精英。荷兰省摄政寡头保有完全的权力，即便是在法国入侵的1794-1795年（Israel 1995，pp. 1079-1121）。

[40] 巴达维亚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译者注。

[41] 城市人口是所有居民人数一万以上的城市人口总和。德弗里斯用“尼德兰”表示荷兰共和国的领土，用“比利时”来代表南部尼德兰各省。

[42] 很遗憾，现有的数据无法直接比较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财政收入。尼德兰的数据是军事开销的数据，基本上在那个时期各个欧洲国家的军费总是高于其国家财政收入。尼德兰把共和国和各省债务凑在一起——如前所述其负债额从1620年的1 000万荷兰盾增长到1650年的1亿5 000万荷兰盾——来维持海军力量对抗英国，并抵抗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征服（Adams 1994b，p. 340）。其他欧洲国家也靠借债来支付战争开销。但是，荷兰在那个世纪的政体和经济显然更加易于维持如此大规模的举债并扩充军事力量，而其欧洲的竞争对手则无法做到。17世纪上半叶荷兰的国债利息从8%下降到4%（T'Hart 1993，p. 163），远低于英国的国债利率，更不及法国和西班牙经常破产的君王。

[43] 本表中所有的数据都按现在的英镑价格计算，没有按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法国财政按里弗计算，荷兰按荷兰盾，而西班牙按达克特金币，最后按照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 1967，p. 458）的方法依据含银量换算成英镑。因此法国在1560年之前的财政总收入除以5，1560年代和1570年代除以8，1580年至1629年除以10，1630年代除以11，1640年到1689年除以12，1690年至1719年除以15，1720年代除以19，1730年至1790年则除以19，按照上述比例将里弗换算成英镑。荷兰以荷兰盾计算的各时期财政总收入均除以10换算成英镑。卡斯蒂利亚的达克特金币到1620年为止都除以2.66，1620年至1650年除以3.8，18世纪除以6.6以换算成英镑。无论以何种方式换算货币都有不足之处。我选择使用布罗代尔和斯普纳的方法，因为他们的方法可以准确反应各国的财政资源以及军事购买力，因为很多的军队都是从国外买来的雇佣军，军火也有很多是从跨国市场购买的。与此类似的是，以金银计算的国际贷款也是税收和货币的一个来源。布罗代尔和斯普纳的表格的另一个优点是数据完整连贯，涵盖了我所研究的整个历史时期。

[44] 茱莉亚·亚当斯（Julia Adams 1994a）特别强调了家族控制的额外重要性。她发现生意和官职是用来进一步强化家族王朝的地位、财富和权力，而不是只为了控制这些资产的某个继承人的利益。亚当斯说明了家族整体利益以及保护摄政精英家系的集体利益的《对等契约》是如何调动荷兰的资源进行海外征服和商业统治的，继而阻止下层阶级向上流动以防止财富流动——虽然摄政精英变成了食利者，他们把精力和财富都用在保卫家族在本地的地位上，而牺牲了荷兰在国际商业和欧洲政治中施展策略的灵活性。

亚当斯发现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统治与此相似，并且看到英格兰和法国（及欧洲很多地方）也有类似情况。要确定家族整体利益的思维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打开或者限制了策略可能性，恐怕需要另一本专著来解决，我在这里能够解释的是精英和阶级斗争的动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关系。总而言之，我同意亚当斯的观点，家族动力不仅是精英和阶级力量决定的结构性后果，但是我没办法具体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家族的动力和继承制度来解释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