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导向建立的理论依据

二、利益导向建立的理论依据

（一）生育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

哈威、莱宾斯坦最早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了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与收益，并于1954年提出了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认为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直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直接货币支出，包括为孩子支付的衣、食、住、行费用，孩子受教育费用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费用等等。间接成本是指父母因为抚养孩子而失去的受教育或带来收入等等的机会成本。莱宾斯坦认为，生育孩子能取得劳动经济、养老保险、消费享乐、承担家业兴衰风险、维系家庭地位和壮大家庭六大预期收益。莱宾斯坦还论证了不同家庭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对孩子数量的期望各不相同。莱宾斯坦的分析表明，在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孩子的成本会明显增加，而除了孩子的消费享乐效用外，其他效益都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于是，在孩子的成本提高，而效用下降的时候，父母会做出减少生育的决策。“成本—效用”理论说明了，在改变生育对家庭的成本与收益的判断时生育行为改变的可能性。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即基于此，尤其在甘肃农村，生育的孩子少，或者政策范围内都是女孩时会有经济的扶助和支持，由此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孩子少收益过少，女孩的收益小于男孩的基本判断，示范效应使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向政策期望的方向转变。

美国的加里、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消费需求理论，建立了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模型，提出了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美国的伊斯特林教授在《生育的革命》一书中，用实证的方法，描述了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从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转化时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提出了孩子供给——需求理论。

（二）“财富流”理论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考德威尔考察了不同类型社会父母与子女间财富的流向与流量，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考德威尔认为，财富在不同收入的家庭中流向是不同的，在富裕的家庭中，财富更多的由父代流向子代；在贫困的家庭中，财富更多的由子代流向父代。对财富流向的考虑决定了，富裕的家庭由于生育是净支出而倾向于少生孩子，而贫困的家庭中则会由于生育是净收益而倾向于多生孩子。财富流理论雄辩地解释了为什么农村人口会倾向于多生孩子，而城市人口会选择少生而更注重提高养育孩子的质量。也预示了随着快速推进的人口城镇化进程，生育意愿会有一定下降的可能。

此外，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帕森斯的社会均衡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进行了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