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方式创新

一、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方式创新

让其他主体和政府一样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从政府促进社会运行、保障社会稳定，并与公众、社会组织、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公共政策入手，即需要将民主化融入政策的每个环节，包括政策问题的确认（从社会问题变为公共问题再上升到政策问题）、政策方案的拟订和选择、政策执行、监督、评估等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随着组织制度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程序制度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制度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访制度如《信访条例》，救济制度如《行政复议法》⁽³⁾等的制定和出台，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越来越丰富，棋基本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实施和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反映出社会参与民主化存在的一些障碍。

第一，社会参与成本过高。因公民自身参与能力不足、参与中的信息不对称、参与渠道不畅通等高参与成本因素使得理性人通常在政治选择上保持沉默和不作为。

第二，对政府而言，社会参与是为了实现以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流失，并导致自身相应的权力弱化，这就减弱了政府鼓励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现有制度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虽然已存在社会参与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制度只是原则性、宏观的规定，缺乏具体的、配套的激励机制，这就意味着政府将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变为“纸上谈兵”。

针对这些障碍，一些国内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⁴⁾。

第一、通过制度设计降低社会参与成本

首先要促进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通过提高其素质减少参与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其次借助多样化的如互联网的方式畅通社会互动渠道，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再次控制制度自身的成本，为制度源远流长提供支撑。

第二、强化社会参与的动力机制建设

参与效果是社会管理民主化的最终价值体现，因此，社会参与需要制度上对其进行完善。一方面，继续通过制度方式填充、完善原有的只是原则性、宏观性的制度，让具体实践“有法可依”，当然，社会管理在我国依旧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自行探索、践行并总结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社会参与的实质效果，这是评价其参与是否有效的标尺，也是其是否会持续参与的根本动力，具体的实践如决策前的民意征集制、政策执行后的监督制度、绩效评估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建立无不与公共政策的每个环节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