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避虚，提升国内管理教育水平

务实避虚，提升国内管理教育水平　——访复旦大学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郑祖康

《中国经营报》2003年9月8日　记者　周　璐

复旦的学费还要涨一点，招生宁缺毋滥

《中国经营报》：有人说，现在国内的EMBA项目是贪婪的印钞机，请问你怎么看？

郑祖康：我认为，现阶段中国EMBA的价格与价值基本上是不相背离的。我们EMBA的学费是23．8万元，复旦—奥林EMBA的学费是34万元，我们考虑还要涨一点，因为好的学校提供好的教育质量，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决定什么样的收费，这样比较合理。而且EMBA收费要和当地的经济成正比。

现在国内也有十万多学费的EMBA，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层次和需要自行做出选择。

复旦EMBA可以按国家规定的上限招300人，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报名人数，但我们给自己定的招收规模第一届就是120人，我们要招就招最高层次的。第一届学生84%都是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学员的工龄平均在16年以上，参加管理工作平均在11年以上，远大于教育部的要求。我对他们的质量很满意。有5亿资产的老板和有5万资产的老板在一起

就很难交流，复旦的做法就是把EMBA拉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这样使学员之间交流起来有共同的语言，“将帅之道”是我们的定位。

办学权利要再下放一点

《中国经营报》：有人认为，MBA联考制度不合理，有工作经验的考生没有时间复习，考不过刚毕业的大学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祖康：我觉得联考还是需要的，它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显示性指标。但是我们搞得太死了，过分强调英语、数学，学生们吃不消。但美国考GMAT，不是算及格不及格，而是允许在录取线的上下都有一些例外，看背景、看能力，特别高分的和特别低分的都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招生全部自主，学校只要坚持一个原则——“掌握质量”。

中国EMBA的规定是不允许大专学历的人进来，这一点比较过分。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因为很多老总都是大专毕业的，就像我这样是老三届，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在工厂里也做得不错，这些人应当照顾，比如说他长期从事管理工作达20年以上，学历差一点也可以进来读。

我是教数据分析的，我自己上EMBA课就感觉到，定量分析对EMBA是必要的。学员自己可以不做，但要有这个概念。EMBA要培养的是学员观念上的东西，但是对MBA可以教基础的东西，EMBA手下可能有不少MBA，双方相互补充。

我们复旦管理学院发出这样的请求：能不能把办学权利再下放—点？！请相信，我要对复旦大学负责，如果我乱来复旦大学会叫我“下岗！”（注）

花高价请教师　教不好就“滚蛋”

《中国经营报》：EMBA会重蹈其他行业恶性竞争、打价格战的覆辙吗？

郑祖康：某种程度上竞争是好事情，市场最终将决定一切。如果我现在学费收100万元，人家会说我是疯子。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始终要掌握一个原则——“物有所值”，不值就不能涨价，自己心里要有数，不能说人家涨到30万，我就涨到36万，搞到最后大家都会完蛋。

我们和北大、清华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大家都在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中欧的背景和我们不太一样，它是体制外的，所以它的EMBA收费比我们高一点，我们这一届是23．8万元，下一届可能也要涨一点。

对一所商学院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师资。在聘请外教方面，我们的原则是聘请顶尖学校的终身教授，我们对花高价请来的教师有严格的教师管理模式，对他们进行打分，教不好就要“滚蛋”。对本校的教授也如此。我们要求有高水平的教学内容、方式和过程。

除了师资，就是要抓教育环节。从招生开始一环扣一环，抓紧对学生的管理。你是老总也好，首长也好，到我这里来必须完成学生身份的转变，必须服从我们的严格管理。比如说，如果整个课程上下来有3个C的成绩，对不起，尽管交了这么高的学费，你仍没有学位。

记者：您自己也做EMBA的教师，感觉上课有压力吗？

郑祖康：尽管我是一院之长，教EMBA的学生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学生层次越高，感觉压力越大。EMBA学员的情况和MBA大不一样，再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肯定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也有压力。

EMBA的教师必须本土化

《中国经营报》：你能花钱请得起好老师，别的学校也一样可以。而且好老师就是那么几个，像赶场似地在几所名校之间游走，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吗？

郑祖康：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倾力培养自己的一流教师队伍。以与华盛顿合作EMBA项目为例，对于从国外请来的著名教授，我们也配一个教师，在上课之前，我先把教师派到国外，听他们讲课，与他们沟通。当外籍教师在复旦教授管理理论的课程后，我们本土的老师结合中国国情做中国化的分析，让学生更深刻了解知识。这个项目我们在4年前就开始操作，当时要求华盛顿大学（当时EMBA美国排名第八）帮我们培养师资，最终实现师资的本土化。其实，请外国名校帮助我们培养师资很早就开始了，比如，从1996年起，我们与美国MIT有一个协议，我们每年派四个教师在美国待五个月，听他们的课，复旦我是第一批去的。

我也是学术型教师，原来也不懂MBA、EMBA，通过学习交流我发现：做学问和教MBA、EMBA是两回事。我的想法是，通过共同授课最终达到我们的教师能独立授课的目标。所以，我认为这种培养师资的办法在中国还是很有推广价值的。

《中国经营报》：据说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老师大都具有多年的管理实践经验，都曾在大公司担任过多年的高管职务。请问，贵院是如何解决教师的实践问题的？

郑祖康：这不但是中国的问题，外国的教授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教授绝大部分都是博士毕业后直接到学校任教，但他可以通过做咨询、自己开公司等渠道进行实践。教师的管理实践经验来自各种渠道，并不是说作为教师一定要停两三年课到工厂做两三年再回来，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可能不是最好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尽量把我们的教师推向实践，和企业的管理相结合，让他们多参与和企业的合作项目，但是教师停职到企业去做是很难的事情。

《中国经营报》：如果老师大量到社会上担任职务，您如何管理他们，如何让他们平衡教学和实践的关系？

郑祖康：我们学校的规定是4／5，即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出去做事，我认为只要老师做的事对教学有利，利用寒暑假可以多搞一点，但是有一个原则：如果把教学科研荒废了我就要炒你。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北大的那套东西会行得通的

《中国经营报》：谈到对教师的管理工作，作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复旦管理学院院长，你如何看待北大的改革？

郑祖康：我觉得北大的改革基本上是对的。他们所借鉴的是美国的高校管理制度，这其实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商榷，因为这项改革毕竟是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渐进式地搞。但是，现在全国都推进这种改革就会有问题。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北大的那套东西会行得通的。

在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处理中，我认为发展是最主要的。但是怎么样发展，一定要以改革为核心，改革是关键，不改革怎么发展？但是所有的事情要在稳定的情况下推动，否则改革者自己就被炒鱿鱼了。复旦管理学院也有许多的改革，一些不太适合的老师我们也准备让他走人，不过我们采用的不是突变式的改革方法。

MBA的排名很无聊

《中国经营报》：请问复旦管理学院为何不参加排名？

郑祖康：我曾经参加AACSB（美国商学院评估委员会）的评估，作为AACSB的评估员，评估过亚洲一所大学的管理学院，发现一些评估标准和中国的现实相差甚远，比如说教师的平均工资，这个我们没法和国外比。又比如学生的国际化程度，这和整个城市发展有关系，上海的外籍人口比率远低于香港。所以我个人认为按照如此标准排名，对中国意义不是很大。中国名牌大学可以参加这个委员会，但是不参加评估，等若干年后再参加评估。

国内管理教育的评估业历史太短，应该研究一下国际的评估标准在中国怎么体现，而不是像现在根据某些人拍脑袋而定，结果搞出来的评估排名结构跟现实的教育水平相距甚远。

中国的EMBA从去年才开始正式办，怎么评估？不要急功近利。我的主张是：不要把心思花在评估上面，要先花心思把事情做好，把EMBA搞上去。我们互相交流，不要急着去评估，评估有什么用？自己说第一、第二又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拿得出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教育产品。

《中国经营报》：依你看，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瓶颈在哪里？

郑祖康：如果只是评价我们自己。复旦管理学院的硬件设施还不够，这影响我们为学员提供更好的教学条件，所以我们在造新楼；从全国范围来讲，师资会是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内。

毋庸讳言，国内的管理教育主要是借鉴美国的模式和经验，这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经济最强的国家一定是工商管理方面的领袖，经济发展带动着整个管理教育的发展。美国的管理教育是和美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而我们的管理教育是尽可能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断把国外先进的经验引进来，因为中国总体实力在加强，我们要做超前的事情，有些问题我们没有碰到，像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的事情也许在中国也会发生，我们要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教育好学生首先要有正确的道德准则。

（注：2004年起教育部已放宽规定大专生可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