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濒于崩溃的财政状况

一、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濒于崩溃的财政状况

1851年年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前往广西“剿办”；同时又令邻近广西各省“添防设备”。截至同年年底，为此所花的军费，包括金田起义前夕镇压各种动乱所花的，共达银1800余万两。⁽⁷²⁵⁾1850～1851年两年的这笔“例外”支出，相当于全国常年一年岁出的一半。户部为筹措这笔经费，除动拨广西本省库储和“发给内帑”外，又从江苏、江西、贵州、湖南、湖北、山东、广东、山西、福建、江西、河南、云南、四川等10余省移缓就急，调拨接济，才算应付过去。

1852年，清政府令各省督抚、盐政等官员督饬藩、运各司，确查各该省可减可删之款，奏明上报，备户部“分拨”。⁽⁷²⁶⁾可是，各省都以预筹“防堵”，省库空虚，无款可拨为词上报。而战争又使该年财政收入大为下降，仅得2500万两，所支款项，则达3100万两，计赤字600万两，几乎达到同年岁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笔赤字是依靠捐输收入应付的。⁽⁷²⁷⁾

“天下财富，东南为重”。清政府一向把长江中、下游各省看做财政命脉所在。太平军到达这个地区后，统治集团中即有人惊呼：“岂能复为征税计”。⁽⁷²⁸⁾1853年年初，户部估算，该年岁入与1852年相比，至少又将少收银1000万两。该年二月中旬（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同月下旬，清政府官员中有人发出哀鸣说：“三月如不获胜，实不能支矣”。⁽⁷²⁹⁾五月初，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再克安庆；六月，户部密奏说：“军兴三年，糜饷已达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盘点银库，截至6月12日仅存银227000余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了。⁽⁷³⁰⁾

国库存银来自各省解送。太平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被兵各省地丁既“无可催征”；尚属完善的如江苏则要求“缓征”，山东、山西、陕西、浙江等省，则或请“留用”，或办“防堵”，使地丁收入，远远不能足额。它如盐课，关税、杂赋，也都无法照旧征收。⁽⁷³¹⁾同时，各路军营粮台则又“请饷纷纷”，使户部“日不暇给”。这些情况造成了“外省之款既拨之无可拨，部库之项亦筹之无可筹”的局面。后来，清政府为镇压遍地烽火，军费的开支，更越来越大。1857年6月，户部奏：单计“部拨之银，已及六千五百余万”两。⁽⁷³²⁾

户部奏销镇压大起义军费

注：*原作“西北战剿军费”为银11889万两；考虑到新疆的回民起义从1867年起已发生质变，减去其中光绪元年至三年的2645万两。

资料来源：据彭泽益：《清代咸同年间军费奏销统计》文中统计改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辑）。

估计奏销的缺漏部分和不入奏销的各种支出，至少也不会少于上述数字。则实际所花军费，该按下表数字各增1倍，为银8亿两上下。

清政府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中，饬令各地举办团练。团练有官团、绅团（又叫民团）之别；前者由州县官创办，由地方士绅主持，经费大部分依靠本地士绅筹措捐派，间或在本省兵饷中支拨一部分，大部分不入奏销。至于绅团，经费全由地方士绅自筹。既不取官方分文，自然更无报销可言。当时团练，几乎遍及全国各州县，估计军需支出很大，至少达23000万两。⁽⁷³⁵⁾

早在1853年夏，清政府为支出“例外”费用，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此后，它的统治地区大小无常，且多残破，每年各项税课所得，平均不足旧额的十分之四五。⁽⁷³⁶⁾清政府国库储备，在1850年，还剩银800万两。太平军起义后，入不敷出，年年亏耗。到1853～1857年，剧减至平均年约11万余两，在1858～1864年间，进一步减少到每年平均只有6万余两。⁽⁷³⁷⁾一个封建大国的库藏，不过与一家地主（还不能算是大的）的资财相似，这足以看出它的困窘了！国库如此，各省地方库藏，虽情况不同，一般都不免“竭蹶不遑”，⁽⁷³⁸⁾“司库荡然”。⁽⁷³⁹⁾如贵州在60年代藩库存银，多年间只有80余两。⁽⁷⁴⁰⁾

这样，在大起义期间，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都是处在濒于崩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