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信号功能

第二节　教育的信号功能

前面的讨论已经涉及教育内容与实践之间的脱离问题，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教育的目的只是发现人才，所学内容并不重要，教育只起到传递信号的功能，说明接受教育的劳动者是高素质的人才。那么，教育的主要功能究竟是什么？是发现人才，还是培养人才呢？

我们知道，人力资本理论在解释教育和收入之间关系时，认为教育能够提高人的技能，提高其生产率，因而高学历的人收入也较高。但是关于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生产率的直接证据却不充足，于是启发人们给出其他的解释。首先出现的就是所谓的“资格证书论” ，它认为大学学位证书而非任何实际获得的技能才是有价值的。收入与获得技能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只与证书有关，因而人们是否真正在大学里学到技能就无关紧要了。

如果教育仅仅是资格证书的获得，与技能无关，对于私人来说，投资教育仍是可取的，因为它能够带来高的收入（虽然收入与证书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的收益率就受到影响。如果教育仅是一种资格证书的获取，它不提高人们的技能，也就对增加社会产出没有贡献。这种情形下的社会收益率为零。

在这种解释下，企业似乎对劳动者的技能完全缺乏了解，也不能做出有意义的评估。否则的话，以同样有生产力但未获得证书的劳动者来代替较昂贵的大学毕业生，就可以降低成本却不减少产出。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企业对文凭如此偏爱，既然文凭与生产率无关。

对这一解释的进一步发展是由迈克尔·斯宾塞做出的。他提出教育的价值在于它揭示或指明关于劳动者生产率的信息，尽管它不一定使之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有生产效率，但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大学。上大学只是将他们的才能和生产率显示出来，容易被别人识别。与“资格证书论”相比，教育有了意义。

为什么教育能够发现人才呢？因为要获得高学历，必须通过入学考试和一系列的课程测试。一个能力低的人要花费很高的成本才能通过考试，因而他在比较上大学和就业的成本和收益时，会选择放弃上学。而对于一个能力高的人来说，通过考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会选择继续读大学。这样，能够获得高学历的劳动者就获得一个信号，以此来证明自己是高才能的人。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下，只有高才能的人才会选择读大学，才能获得高学历。而只要具有高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做得很出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并不重要，^[16]各种考试也只是选拔人才的工具。这就是教育信号功能理论的主要观点。

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情况了解甚少，尤其是对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这样就需要劳动者自己传递信号，而教育获得的文凭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号，让企业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在将来的工作中做得出色。如果没有教育的信号功能，企业就不能针对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情况制定相应的工资，因为劳动者的生产率只有本人清楚，属于私人信息，企业无从获得。这时企业只能采取下面的策略：按照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来支付工资。假设在总人口中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占1/4，其相应的工资水平为3000元，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占3/4，其相应的工资水平为1000元。企业主假设本企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也服从这样的概率分布，这样可以得出平均生产率的劳动者应获得的工资水平为3000× 1/4 + 1000× 3/4 = 1500元。企业于是对所有的劳动者统一支付1500元。因此高生产率劳动者和低生产率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消失，形成了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对于高生产率的劳动者来说，其得到的工资低于边际收益产品；而对于低生产率的劳动者来说，其得到的工资高于边际收益产品。低生产率劳动者因而喜欢混同均衡，而高生产率劳动者和企业主都不喜欢混同均衡。对于高生产率劳动者来说，其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企业主来说，由于不能分辨劳动者的能力高低，在岗位的配置上会出现不匹配，可能将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安排到高生产率的岗位上去，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率。而且高生产率劳动者由于激励不足，会产生消极懈怠问题，也会影响企业的产出。因此，对于高生产率劳动者和企业主来说，都有动力来寻找一种信号，以揭示劳动者的真实生产率信息，文凭就成为这样一种合适的信号。在文凭信号的作用下，没有文凭的低生产率劳动者（获得文凭的成本过高）会很容易被识别，因而只得到较低的工资。而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可以凭文凭获得较高的工资，从而形成了分离的信号均衡（Perfectly Separating Signaling Equilibrium）。

低生产率劳动者如果受大学教育年限小于y，可以获得200000元的生命周期收入；如果受大学教育年限大于y，可以获得300000元的收入（因为受教育年限多的人常被认为是高生产率的人，企业愿意支付高工资）。但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低生产率劳动者的成本是25001元。因此，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低生产率劳动者不会接受y年教育，即教育的成本大于收益（或净收益小于其机会成本）：200000 ＞ 300000- 25001× y，解得y ＞ 3.999。就是说，只有当企业承认受大学教育年限大于3.999年的劳动者是高生产率劳动者，并给予其高工资，低生产率劳动者才会选择不进入大学。如果低于3.999年，低生产率劳动者会由于教育的成本小于收益而选择进入大学，从而形成混同均衡。

同样，分离均衡也要求高生产率劳动者能够完成y年的大学教育，以显示其生产率信息。对于高生产率劳动者来说，其面对的收入分布也是：如果受大学教育年限小于y，可以获得200000元的生命周期收入；如果受大学教育年限大于y，可以获得300000元的收入。但是其教育的成本较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高生产率劳动者的成本是20000元。只要教育的收益大于成本（或净收益大于机会成本），高生产率劳动者就会接受y年的教育，即有200000＜300000-20000× y，解得y ＜ 5。也就是说，只要企业承认的大学教育年限小于5年，高生产率劳动者都有动力去接受教育，通过文凭来显示自己的生产率情况。如果企业要求花费时间过长的学历（例如7年），高技能劳动者由于教育的收益小于成本而选择不进入大学，从而也形成混同均衡。

综合以上的结果，保证低生产率的劳动者不进入大学而高生产率的劳动者进入大学的条件是3.999 ＜ y ＜ 5。例如，有的企业要求4.0年，有的企业要求4.1年，有的要求4.2年。但是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形成统一的教育门槛。因为如果收入相同，劳动者不会选择接受4.2年的教育，所以最低年限的教育（4年）会成为最终的均衡受教育年限。

在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的情况下，教育的私人投资是可取的，因为只有获得文凭，才能更容易地被认定为高才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虽然教育对提高私人的生产率没有影响，教育仍有社会性的经济价值。不同于单纯的“资格证书论” ，这里教育的社会投资收益来自人们和工作的较好配合，即教育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将不同才能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岗位上，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

有很多事实支持这一信号功能理论。例如，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的确在以后的工作中很少用到。在对日本和欧洲大学毕业生的统计中发现，回答大学所学知识在以后工作中频繁使用的比例很低，日本的男大学毕业生该比例为7.6%，女大学毕业生该比例为10.9%；欧洲的男毕业生该比例为17.6%，女毕业生为20.5%。^[17]其次，名牌大学的学生即使在大学期间所学课程与普通大学学生一样，其毕业后的就业前景也好于普通大学毕业生。因为入名牌大学更加困难，因而名牌大学毕业证又成为更高才能的信号。最后，如果教育仅是一个信号，那么有没有更低成本地获得信号的途径呢？有，就是假文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才能者完全可以不上大学，而是低成本地买一个假文凭，他不用担心被人发现，^[18]因为他的才能保证他在工作中将做得和大学毕业生一样出色。比假文凭更高明的一种做法是时下在中国“火爆”的研究生班教育，研究生班的学习成本较低（虽然要交费，但可以不脱产，且学习、考试相对简单，实际上成本很低），如果能够获得同样的学历，代表自己是高才能的人，那么何不进行研究生班的学习呢？这也是目前一些在职工作者青睐研究生班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学习的内容不重要，关键是要拿一个文凭来证明自己是高才能的人。

当然，也有事实来反驳教育仅仅发挥信号功能。其一是并非所有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都对工作没有帮助，有很多知识在以后工作中要经常用到。而且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知识的应用价值也不同。有的职业技术教育，其专业知识几乎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说教育是信号功能了。其二是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也有甄别人才的机制，而不会盲目相信文凭。也就是说企业要考察劳动者已经具备的知识、能力，尤其对其专业背景、工作经验更加侧重。其三是如果教育仅发挥信号功能，则入学成绩高的学生就是高才能者，他在以后四年的学习中也会获得好成绩。但是事实上，入学成绩与大学四年成绩的相关性不大。入学时成绩差者（低才能者）经过努力学习，毕业成绩也会很好。这也反驳了教育的信号功能理论，说明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才能。最后，按照这一信号功能理论，能够轻松获得高成绩的学生是高才能的人，其就业前景也会很好。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成绩好的毕业生不一定能获得高收入的工作。这说明成绩好不一定代表才能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驳了教育的信号功能。

还有一点，让人们怀疑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因为如果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投资来实现发现人才，这种机制是否成本过大？应该有低成本的替代方式存在吧？但是，人们却没有用替代的低成本方式，这说明教育对生产率提高也会有积极影响。教育能够起到信号功能，但信号功能只是其作用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教育所学内容也有用。教育不仅能够选拔人才，也能够培养人才。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育仅仅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对于低才能的人来说，接受教育无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在学校里所学的具体知识对将来的工作没有帮助。那么，政府对低收入家庭、低技能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就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资源浪费。幸运的是，我们看到教育不仅仅发挥信号功能，所以政府的教育投资无论对微观主体还是宏观经济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案例：交锋：读书是否有用？

续表

资料来源：新华网教育频道，200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