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的全球化

选址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是从全球角度进行思考策划和运作的长期性赢利组织。我们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在同一时间可传送给数十亿人，耐克公司生产的运动鞋已形成全球销售网络，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在各个城市的收银柜前被频频使用。旅馆业中以豪华商务酒店希尔顿、喜来登、马利欧特等为代表，并在全球各地投资，以统一的店名、装潢、标准化服务、全球订房系统赢得营销优势，以吸引足迹遍布世界的商贾政要。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公司拥有全球网络，操纵着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比如全球文化市场中营造偶像巨星的时代华纳，全球购物场中制造了天天低价的沃尔玛，以及嗅觉异常灵敏、在世界各地穿梭不停的投资银行J．P．摩根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今天这个世界，每一类经济活动背后的驱动力大部分来自于相同的那几百家企业巨头，它们的总部分别设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和英国。全球300家大企业的总资产大约是全世界资产的1／4。

无疑，跨国公司需要拥有“全球化的思维”和“地区化的行动”能力。可口可乐麾下有1　000多家罐装工厂，以及一支无孔不入的销售队伍。它于1992年冬季奥运会打出“一起来唱歌”的广告，以12种语言同时传到131个国家的38亿观众身边。可以说，欧美企业的全球化意识和竞争优势在许多领域都有完美表现，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金融、投资银行、好莱坞电影、麦当劳以外，就连哈佛大学新锐教授曼昆的一部经济学教材的出笼，也经过了精心策划、包装和营销，手段可谓是全方位的。

在20世纪末以后，经济活动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景观，即当所有权趋于地理集中的同时，跨国界生产的分散化趋势（FDI）也在快速发展。这是值得关注的全球经济分工的趋势，一方面生产以及服务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正日益集中到大公司的手中，这些大公司又借助收购兼并而日益国际化。但是另一方面，在集中化的同时，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也在加深，内部生产与外部购买专业服务的区分变得重要而复杂。结果是，伴随着大公司的增长，也出现了大量高度专业化的小型配套生产和服务企业。这里的集中化不是采取垂直整合的方式，而是采用供应商和承包商形成复杂网络的形式，将重点转向了市场细分而非产品细分（丝奇雅·沙森，2001）。那么，怎样看待企业为何要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呢？许多成功企业的回答是：第一，企业可以从中发现更好的市场机会；其次，它们想挑战最好的企业；第三，企业通过出口业务可迅速获得显著成效（杰里·贾西诺斯基，1995）。

实际上，企业的管理问题很多时候是为多种多样的公司活动寻找最优区位。其中一个关键参数，是劳动过程随公司功能和产业部门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地域分工，与产业间和公司内的分工复杂关联，成了公司作为完成商业活动必须的常规部分来建设或重构。对此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模型：一是产品周期理论，主要探讨产品和生产技术问题；二是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理论，更加关注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不过两者都描述了位于发达工业区域的制造业生产最终要分散到边缘区域的趋势。

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会考虑和权衡：哪些企业活动应留在当地，而哪些应该走向全球。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支持性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国际化，公司会倾向让更多的活动走向全球。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汽车公司进行全球采购的原因。美国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投资回报完全超乎其想象，在中国制造一辆车的利润相当于它在美国制造五六辆车的利润。而这种高回报源于中国低制造成本和高额的利润转移收入，后者又来自向母国购买生产设备和核心零部件以及高额的技术转让费。而其他一些活动，尤其是与劳动力和环境有关的、受当地法律影响的活动，还不得不留在国内。

跨国公司选址，在空间上比起其他生产方式而言，显得较为集中，多呈“扎堆”现象。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地区都存在一定的生产活动，但却只有一部分地区能够真正吸引FDI，而这往往就是国家之间市场机会、法律框架差异的结果。跨国企业集中或“扎堆”，也是它们创造相互邻近布局动力、追求项目间正向联系的结果。有几个机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R＆D的溢出（Audretsch，1998）；另一个是投资信心以及企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新来的企业对于某地是否是FDI的好区位并不确定，因而会将别的企业的成功看做标志着投资环境特征的信号；还有一个机制源自中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离不开全球化的网络和全球化的人脉这两个条件，原因是并非企业与企业在做交易，而是人与人之间在做交易。企业走向世界的动机多种多样，方式也各不相同。一些企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市场，还有的是为了获得较低价格的投入要素。其中，目的在于服务当地市场的FDI，通常叫做“水平”FDI，由于母公司用本地化生产代替了出口，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市场供应过程中的成本（关税、运费等），或以其他方式提高企业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而目的是为了获得低成本投入的FDI，就叫做“垂直”FDI，这种投资把垂直生产链分解开来，将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布局到要素投入成本较低的地区，因为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要在不同地点间运输，所以它创造了贸易。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FDI是水平的，也即大多数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但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方向发生了转移，较大比例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向中国的投资占主导，与流入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而言，这些投资大多数是垂直的。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选址，便可以看出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日本的大部分FDI投向了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最大的东道国，且几乎都是水平FDI。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美国投资的重点是在销售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以便营销其电器、汽车一类耐用消费品。紧随其后，便是在已经建立起广泛销售网络的产业部门，进行生产设施的投资。第二，有大量的资源性FDI，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第三，在非亚洲地区的子公司倾向于服务海外市场，而在亚洲的子公司更倾向于成为垂直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一部分，返销回日本市场的比重较大，其投资是由日本的较高资本成本推动的。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历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初，主要是商品贸易和技术贸易；而后的10年是第二阶段，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但是领域有限；第三阶段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起，对外国公司逐步开放了金融、通讯、交通、零售等过去不允许其进入的行业，出现跨国公司全面进入的局面。外资进来还未多久，眼下我国企业成规模地跨出国门的浪潮又已经到来。现在我国人均收入仍然较低，劳动力便宜，且城市化尚未完成，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换句话说，解决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离不开长期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日增的前提下，应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在技术、能源、原材料、金融、物流、批发零售业进行跨国并购。企业家们都会认识到，企业选址的过程，是企业成长甚至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过程。

当然，进入新的市场选址，难免会遇到问题和挑战。跨国企业要真正在当地站住脚，光有工厂不行，还需要做好前端产品开发和后端市场开发，并建立起高效率运转的物流网络、资金流网络和信息流网络，尽管这些都是异常困难的工作。以汽车业为例（沃尔特·亚当斯，2001），首先，建立生产和组装工厂的成本巨大。丰田在美国肯塔基州乔治城的移植性工厂投资了40亿美元，而本田在俄亥俄州的组装公司投资了大约20亿美元。其次，新进入者不仅必须生产和组装汽车，还需要将其推销给消费者。1998年，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三巨头的广告支出分别为22亿美元、14亿美元和11亿美元，分摊到每辆车上的平均广告支出，分别是412美元、501美元和226美元。而小型公司需要付出的广告“努力”更为巨大，如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广告支出平均每辆车为741美元，马自达汽车公司为830美元，大众汽车公司为953美元，五十铃汽车公司为1　347美元。最后，除了生产和广告促销外，新进入者不得不建立起销售服务商业系统。只要看看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的汽车产品通过全美大约17　000家商店进行销售的状况，即可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了。实在地说，一家企业要在本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名牌，一般至少需要打拼10年。

除了生产型企业已经有走出国门的，服务型企业也在开始行动。其实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作为金融服务机构，银行走出去也是势所必然。银行总是先跟着贸易走，贸易到什么地方它就到什么地方，以提供结算清算业务；第二步是跟着企业走，生产全球化以后，企业跟着生产，银行跟着企业；第三步就是银行跟着资本市场走，全球资本市场日益融合，由金融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愈来愈加快。我国银行走出去，一种方式是到海外直接融资，再就是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并购海外金融机构，单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去建机构，少有能够成为全球大银行的，花旗和汇丰都是一路兼并而来的例子。